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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今人來講，王直這個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詞又太寬泛。而且，稱王直是“倭寇”頭子，更會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頭腦中，日本人應該叫“犬養裕仁”、“尻後直養”、“山本五十六”之類的，怎麼會出來一個“王直”？這名字如此中國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國人，依據今天的慣性思維，他最多也就是個偽軍頭目或維持會長，怎麼會成為倭寇頭子呢？

說來，還真是話長。

倭寇——源遠流長的禍患

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為是中後期的事情，其實，由來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經數次攻掠蘇州、崇明等地，殺人劫物，猖狂一時。

明代倭寇之禍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間；第二個階段是嘉靖年間，也是最猖獗期；第三個階段是萬曆年間。

至於對明朝倭寇之患性質的定義，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學者們言之鑿鑿，定性為“日本武裝侵略集團對中國沿海的破壞性掠奪戰爭”。隨著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態層面的寬鬆，八十年代後至今，不少中國學者忽然增長了“國際視野”，以日本學者的研究者作為準繩，語不驚人死不休，大講明朝倭寇的性質是“明朝東南沿海各階層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義鬥爭”，是“明朝中國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標誌”。

其實，上述二類觀點均矯枉過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說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後者聳人聽聞地美化海盜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機）為誘因的，以中國沿海商業海盜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團為輔的盜賊集團，對明朝中國人民燒殺劫掠的非正義戰爭。

早在元朝時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經有日本商盜禁掠慶元（今寧波）的記載。但那時的“倭寇”應該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國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時期，特別是日本南朝的“徵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據的地方大名勢力，誰都不服誰，你殺我伐，使得戰亂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盜商人、流民等等，潮湧至中國沿海。同時，他們又與被朱元璋擊敗的張士誠、方國珍等部相勾結，在大明朝沿海地區不時燒殺劫掠。

雖然海寇猖獗，但當時朱元璋認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殘元勢力，對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禦而已。他下詔加強海防力量，禁止軍民人等“私通海外”，還未完全實施海禁，允許貢舶貿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時，他對日本的情況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東，朱元璋仍舊“天朝”思維，遣使至日本，詔諭其奉表來朝，語氣充滿恫嚇。日本南朝的懷良親王乃後醍醐天皇的兒子，見明朝來詔語氣強硬，不吃這套，竟敢殺掉幾個明使並拘押了正使楊載等人。轉年，明使又來，懷良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厚待來使，上貢馬匹及衣物，並嚮明朝放還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搶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為明朝天威所至，終於使小倭臣服。其實，懷良當時的“服軟”，恰恰是因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樹一大敵，再招惹明朝的進攻。

過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謂的“日本國王”懷良不過是個親王，日本還有一大半地方歸於“北朝”統治，於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與日本北朝聯絡。在懷良阻撓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過了近兩年，明使才與實際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源道義）聯絡上，進入日本王京商議兩國“友好”之事。足利義滿為人還很有長遠思慮，他派使臣攜貢物而來，但老朱皇帝認定日本來使沒有正式稱臣稱藩的官方表疏，拒絕接受貢品。他厚賞日本使者，詔遣歸國。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這樣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後醍醐天皇即位，他屬於大覺寺皇帝系統。借將軍幕府內部發生內訌之機，他想推動“倒幕”來使自己的虛位變實。結果，幕府將軍一派先下手，把後醍醐天皇流放到隱歧（今島根縣）轉而擁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後代光嚴天皇即位。後醍醐天皇的兒子懷良親王與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發起倒幕戰爭。開始時，懷良親王一派非常順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從隱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將足利尊本來是奉命鎮壓，但他中途倒戈，支援後醍醐天皇，回軍滅掉了鎌倉幕府的北條氏。如此一來，光嚴天皇退位，後醍醐天皇復辟，實行天皇親政。

君臣相處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幹掉，可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後醍醐天皇，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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