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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期忽視和嚴重欠賬，致使社會保障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成為嚴重影響到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全域性的瓶頸。例如，我國在養老保險方面的欠賬已經高達萬億元，而且，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很不公平，現在農村居民幾乎被排斥在社會保障之外。就連一些國外的學者也發現，這些年來，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的建設幾乎是停滯不動，甚至還不如改革開放以前的那種低水平、廣覆蓋、有實效的狀況。

表　7（略）說明了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一方面，暫且不論享有社會保障的成員所得到的社會保障支援力度，僅就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來說是很不樂觀的。就全國範圍來看，幾個主要的社會保障專案即社會統籌大病醫療保險、社會統籌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分別只有1、和，其他種類保險的覆蓋比例更低，沒有擁有任何一種保險的居民比例則高達58％。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對社會保障的擁有比例表現出一種巨大的反差。城市居民擁有社會統籌大病醫療保險的比例為，農村居民只有；城市居民擁有社會統籌養老保險的比例為，農村居民只有；城市居民擁有社會統籌失業的比例為，農村居民只有。除了在民政救濟方面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擁有比例持平外，在社會保障各個專案方面，農村居民的擁有比例均顯示出巨大的反差。

需要說明的是，表7（略）儘管是對不同地域中國居民擁有各類商業和社會保險比例的一個調查，但由於在城市機關事業單位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水平要明顯高於企業中的從業人員，所以，表7依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當中企業從業人員（以工人為主）的社會保障狀況。

社會保障發展的滯後，對於中國的基本民生問題直接產生了十分明顯的負面影響。以公共衛生狀況為例，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城鄉居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下降，有效需求發生轉移。患者中，去醫療機構就診的佔，自我醫療佔，未採取任何治療措施的佔。也就是說，患者未就診比例高達（城市為，農村為）。該調查還顯示，醫生診斷應該住院治療的患者而沒有住院的比例為（城市、農村）。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10）

（四）勞動技能總體水準在下降

由於缺乏長遠的考慮以及對短期效益的過度熱衷等種種原因，中國近年來對於“高、精、尖”人才青睞有加，而對於高階技工的重視程度卻是日益降低。從表8中可以發現，中國高等教育的持續升溫，經過幾次大規模的“擴招”，高等學校的招生規模迅速擴大，招生人數從1985年的萬人，迅速發展到1995年的萬人，接著又迅速發展到1999年的萬人、2000年的萬人、2001年的萬人、2002年的萬人，1985～2002年高等學校的招生人數增加了400％以上；高等學校的教職工人數也從1985年的萬人增加到2002年的萬人，增長了40％左右。2003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創記錄的17％。另一方面，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技術職業教育發展的嚴重滯後：1985～2002年，技工學校的招生數從萬人增加到萬人，只增長了1倍多一點；同一時期，技工學校的教職工人數不增反降，從萬人略降至萬人。更有甚者，2002年中國有600多所技校停止招生。

社會的誤導以及技術職業教育發展的滯後，導致了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勞動技能總體水準的下降。中國的勞動者隊伍十分龐大，但令人擔憂的是，稱職的亦即符合崗位需要的勞動者比重卻是在下降的。現代社會當中的工人技能等級比例結構應是中級和高階工人佔據多數，而在中國現階段工人技能等級比例結構卻正好顛倒過來。中國工人中的高階工的比例只有4％不到，初級工的比例則高達80％左右，許多工作精力和勞動技能處在最佳狀態的40～50歲的工人提前退休或失業。例如，北京市現有企業技術工人101萬人，其中初中級技工佔88％，高技能人才僅佔12％，而具有技師、高階技師資格的人員只佔到技術工人的，這與發達國家35％以上的比例差距巨大。再如，深圳的高階技術工人僅佔技術工人總數的。深圳現有的“高階藍領”只有約1　500人，其中1/3左右的人員處於已退休或即將退休的狀態，老齡化程度較高。另外，為數1億左右的“農民工”就總體而言缺乏必要的職業培訓，農民的勞動技能更是無法適應現代種植業的需要。前述現象所帶來的，從國家的角度看，是中國工人及農民競爭能力的嚴重下降，難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現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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