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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成功的制度變革所必需的。就此而論，“溫嶺模式”為我們提示了一條也許是村民自治已經廣泛實行之後繼續推進基層*建設的路徑和方向。　。　想看書來

民主建設發展的重要嘗試：溫嶺“民主懇談會”所引發的思考（3）

第二，關於*建設的動力機制和過程的思考。從靜態的角度考察和比較“溫嶺模式”的特點和性質，尚不足全面揭示它所具有的意義。正如我們在短短的考察中已經深刻感受到的那樣，“溫嶺模式”在溫嶺的出現自有其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非但沒有侷限它所具有的意義，反而從一個特殊的面向進一步強化了我們在以往的調查中所已經感知的現象。

如前所述，溫嶺是一個人口密度相當高的地區，110多萬居民生活在方圓9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而除去不適於居住的山地，人均可耕地的面積相當有限；為了保障工廠和住房不致侵佔過多的可耕地，溫嶺人不得不採取特殊的辦法。在鄉村和城區，抬眼望去幾乎都是樓房，或奢華或簡陋，其共同的特徵就是向空間發展而儘可能少地佔有土地。但同時更重要的是，溫嶺是一個改革開放以後迅速崛起的經濟發達地區，僅上繳地方財政一項每年即高達20多億元。經濟發展在溫嶺所導致的變化絕非利稅數字所能說明的。一方面，溫嶺的經濟發展主要來自於民營經濟的迅速增長，摩托汽配、機電、鞋革塑膠、水產食品和建材號稱溫嶺的五大主導產業，行業中90％以上均是民營企業。另一方面，溫嶺經濟的起飛最早來自於外出打工經商，至今仍有1/4的人口常年在外。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積累，溫嶺目前已經走出了求溫飽求生存的階段而開始進入一種改善生活環境、講求生活質量的時期，因而城區建設的精品化、鄉村建設的城市化、公共建設的配套化正在全面展開。

這種狀況的出現對於我們所討論的主題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確切地說，造成了一種極其特殊的決策環境、經濟的發達和人口的流動從物質和知識兩個方面對地方公共組織包括市鎮基層政權和村民委員會的決策過程帶來了新的變數和壓力。正如我們在觀摩中所看到的那樣，伴隨著城市化而來的鄉鎮行政區調整、鄉鎮整體規劃的制訂和修改、鎮村兩級道路規劃的調整和道路工程的啟動、中小幼職成教育規劃的制訂、中小學佈局的調整和校舍的全面改建、鄉鎮供水規劃的制訂、鄉鎮陵園的建設等等，頻繁地成為“*懇談會”的主題內容，而這些規劃所涉及的資金之大達到以百萬乃至千萬元計，建設週期涵蓋了4~5年，而其產生的影響則會延至數十年。面對這樣的決策內容，鄉鎮幹部不能不更加謹慎。而那些為之付出多年努力、爾後又會受到更多影響的村民不能不積極地參與其間。其實，如果沒有“*懇談會”的形式，這些曾經走出去見過世面或者仍然生活在大城市而不時返鄉的村民也會以自己的方式發表自己的意見，從而間接地參與決策過程，在強烈不滿的情況下更會運用“上訪告狀”和“打官司”的手段達到改變既有政策方案的目的。總之，村民的經濟利益和知識水平已經從根本上造成了“*議政”的需求。反之，如若相應的制度供給不足則會以對幹部和組織而言更具破壞性的方式產生惡劣的後果。我們在現場的觀摩和事後的訪談中都曾體會到村民對“*懇談會”的熱情，而基層幹部所言“我們為大家辦事，何必引來大家的不滿”，實在是用樸素的言語道出了，“*懇談會”得以實行的真正原因之一。

民主建設發展的重要嘗試：溫嶺“民主懇談會”所引發的思考（4）

當然，我們也看到了在“*懇談會”由簡單形態過渡到目前這種狀況的過程中，許多有意識有思想的各級基層幹部乃至學界先進都曾在其間發揮著特殊的導向作用和創議功能。我們既曾遇到了對學界文獻相當諳熟且對本地經驗如數家珍的鄉鎮“村民自治專家”，也遇到了對“*懇談會”的重要意義給予充分肯定並一意推廣實行的地市幹部。他們的貢獻和作用確實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說，沒有他們的工作就沒有“溫嶺模式”的現在，但說到底，如果沒有普通村民所構成的制度創新需求，少數人的先覺先悟也只會淪為我們在歷史上所見不鮮的空想實驗。易言之，這些先行者的最大貢獻乃是他們對於村民的*議政需求最為敏感且能夠將其引為制度創新的動力機制。

較之於那些貧困地區鄉鎮一級政府處心積慮地考慮如何才能在不激起更大不滿的條件下完成上級交給的提留任務而言，溫嶺的基層政權所面對的則是一種相對積極的、具有實質內容的決策任務，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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