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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賀龍對汪精衛、唐生智之流的假左派已逐漸認識，並與其決裂。這以前，蔣介石為了拉拔賀龍，曾派參謀長朱紹良利用黔軍關係，秘密來武漢，向賀龍封官許願，說什麼只要擁蔣，就委為中央委員，當江西省主席，贈送一幢地處南京的大洋樓，條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賀龍對此斷然拒絕。

與此相反，賀龍對中國共產黨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無減。

據當年隨軍蘇聯顧問庫曼寧回憶：

“賀龍決定把從蔣介石部隊裡趕出來的共產黨員歡迎到自己部隊裡來，但進行得十分秘密，因為當時在武漢還沒有張發奎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這一決定如公開執行，必然過早地暴露中國共產黨的計劃，萬一張發奎發覺了賀龍和葉挺部隊裡增加了共產黨員，可想而知，他從武昌出發之前就要全部解除第二十軍及第二十四軍的武裝。”

賀龍為了避開蔣介石方面的說客，經周逸群安排，於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蘇聯公使館內。在這裡，賀龍結識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負責同志。也就是在這裡，他對共產黨員從思想上、政治上接近，進而發展到組織上的一致了。

七月一日，賀龍的新寓所裡迎來了中共中央負責人周恩來。

賀龍對周公的屈尊過訪，非常感動。據在座的賀龍堂嫂陳君蘭後來回憶，他們當時主要談論的是軍事問題。

賀龍原以為，政治上，共產黨員比國民黨強；軍事上，國民黨要比共產黨員強，因為共產黨還沒有直接掌握軍隊。在周恩來的啟發下，賀龍認識到，軍事上的優勢，沒有政治作主心骨是靠不住的。賀龍下決心跟共產黨走。

這次會見，是賀龍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他接受中共中央領導，參加南昌起義的思想基礎。賀龍後來對部下講述他思想轉變時說：“我遇到了真正的共產黨員（指周恩來），他的話對促使我的思想覺悟起了決定作用。”

七月六日，汪精衛高唱東征討蔣，秘密召集非共產黨的將領開會。賀龍也在座，會上，汪精衛公然提出國共分家並要求各將領加強防範軍中國共產黨時，賀龍坐不住了，他當面駁斥汪精衛說：“沒有共產黨，沒有農工援助，我們革命能夠得到今天的勝利嗎？我反對分家。誰要分，我就同誰幹！”

這番義正詞嚴、鏗鏘有力的話，弄得汪精衛的會也開不下去了，在場的將領們一鬨而散。

七月八日，賀龍派出二十軍的輪船將朱德和病中的湖北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安全護送到九江。

七月十日，賀龍部隊沿江東下。隊伍走到黃石港時，汪精衛已公開叛變，與蔣介石合流，就要對共產黨下毒手了。

七月十七日晚，賀龍在黃石港召開連以上的軍官會議，宣佈了汪精衛叛變革命的訊息。會上，他著重分析了時局，指出擺在面前的路有三條：一條是把隊伍解散，回老家去；一條是跟著蔣介石、汪精衛去反革命，屠殺工農弟兄；一條是跟著共產黨幹到底。他斬釘截鐵地說：“第一條路是自殺的路，第二條路是當反革命的路，都絕不能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走這樣的路。要跟著共產黨走革命的路，堅決走到底！”

第二天，賀龍率領二十軍官兵，從黃石港分乘數百條木船，浩浩蕩蕩向九江進發。到九江後，原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專程會晤賀龍，把黨內正在醞釀中的南昌舉行武裝暴動的計劃透露給了他，試探賀龍的意見。賀龍表示熱烈擁護，當場許諾：“南昌暴動，無論成功與失敗，我都幹！”

不久，決定舉行南昌起義的計劃形成了。與此同時，汪精衛發來通知，命令賀龍和葉挺上廬山“參加軍事會議”。汪精衛認為賀龍、葉挺的部隊戰鬥力強，“共產黨員多，太紅了”，因此準備解除他們的兵權。賀龍識破了汪精衛的機關，與葉挺、葉劍英在棠湖小划子中密商，決定不上廬山，移師南昌。

七月二十八日，黨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來到二十軍，通知賀龍，黨中央已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徵求他的意見。賀龍當即向周恩來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周恩來代表前委，委任賀龍為起義軍總指揮，與前來軍部的劉伯承一起擬定起義計劃，起義總指揮部和參謀團設在中華總公會。

後來，賀龍1946年在延安時回憶當時的情況：“南昌起義那時，我還不是黨員，周恩來同志把指揮起義的大權交給我，我很受感動。當時，我說，我不是黨員。周恩來說，黨相信你。”

經過緊張周密的準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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