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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蓋，這種體系對於海員在白天航海就不起作用了。……古希臘人發明的星盤是最早用語航海的儀器之一，它一直用到了大約18世紀。星盤是一個金屬圓盤，用銅製成，上面有一個小環起懸掛作用。圓盤上安一活動指標，稱作照準規。軸心在圓盤中央，能夠繞圓盤旋轉。圓周刻有刻度。觀測時，照準規在圓盤上所指的角度也就是星體（或太陽）的角度。12世紀歐洲發明的指南針可以為海員提供確切的方位資訊　。”

“大多數精密儀器都是在15到7世紀被髮明出來的，如四分儀、八分儀等”。

從中世紀開始確實歐洲人在航海方面加速了發展，很快他們以航海征服了全世界。從宏觀的角度看很有趣。似乎在新石器晚期，農業文明逐漸擊敗了海洋文明；但是到了1000多年前，海洋文明重新在一個更高的文明平臺上重新攻佔了全世界。100年前，萬里之外的歐洲戰船帶來與中國總人口不成比率之少的一些海軍，他們竟然把大清朝的皇帝趕得雞飛狗跳，使他們逃到了3000年前周人所在地陝西。這個歷史事實提醒我們，只要有發達的文明做後盾，完全可以做到以少勝多。所以，有人反對“三代”外來文明有關人數上的擔心是不必要的，文明程度是最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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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與商人（1）

我認為商業活動是新石器時期文明傳播交流的主要動力。換句話說，那些帶動各地文明交流的人群應該是商人，中國“三代”的建立者也可能是西來的商人。

已故臺灣女作家蘇雪林女士也是“西來說”的支持者和研究者，她主要研究“崑崙”現象與“屈賦”。她在《屈賦研究》一文之第七節《我國古代人民通商溝通文化之偉績》說：

遠在洪荒時代，亞洲的黃種人便曾舉行大規模的移民，向蠻荒僻遠之地，尋求新世界，建設他們的新家園了。瑞典學者安特生曾發現我國河南澠池仰韶村出土陶器的形式花紋，與義大利西西島及希臘北部啟羅尼亞，波蘭的格雷西亞，俄國西南幾富城附近脫裡波留，俄屬土耳其斯坦等地所發現極為類似，斷定同出一源。又我國河北北邊石像與裡海西岸旱地所掘出者亦同一作風，這均在新石器末期。可見極早的時代，我國與歐洲西亞均有交通。立國西域的大夏，據已故歷史家吳其昌氏考證說便是我國曆史上的夏朝，商民族崛興，夏戰敗，只有率族西遷，另建王國。蓋《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均言“天子聞大夏、大宛、安息之屬，土著頗與中國同俗。……故吳先生謂大夏之先當是中國人。北美洲的愛斯基摩人自稱‘殷人’。今日人種學者謂其人面貌與中國酷肖，有許多言語與中國同源，疑是一部分殷商民族於白令海峽尚未斷時遷徙而往的。不過這一部分商民族或系文化本低的邊疆人，到了美洲極北又因天候過於酷烈，原來帶去的那點文化，亦澌滅無餘，變成完全的野蠻人了。一般人均認哥倫布為發現美洲第一人。但今日竟發現哥氏之前中國人到達美洲的痕跡。近亦有人在美洲掘出地下木質神像有類我國南極壽星，計其年代實在千數百年前。

說到商業活動的作用，蘇雪林說：

這（商業）無非出於民間私人的行動，規模既小，經歷時間也甚綿長，但以構通中外文化的效果而論，反比政治力量為巨偉。因為移民僅能將我們文化帶往別處，而通商則能將別處的帶回本國。我們都知道商人販賤賣貴，追求贏利，萬水千山，無遠不屆；走私的時候，漏稅偷關，又是無孔不鑽，他們的足跡決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阻止得住的。他們是貨物的販運者，同時也就成了文化的互動運輸者，好像蜜蜂採取花中甜汁作為自己食糧，足上所沾花粉，傳播於別的花上，卻於無意之間替植物盡了雌雄花蕊交配的義務。古代立國地中海邊的腓基尼民族專以航海經商為事，商船往來各國，成為古代民族相互間的介紹人。他自己雖未曾創造何等文化，然能取此族文化傳之他族，成為文化的媒介者，地中海一帶國家文明進步，實受腓人之惠；即歐洲古代蠻族之開化，腓人亦與有功。至其採取埃及象形與草書文字創造字母，一變為希臘文，再變為羅馬拉丁文，成為今日秦西文字之祖，對文化貢獻尤大。

我國商人所造成最大的功績則為販運蠶絲。絲為我國特產，極早時代便知育蠶抽絲，作為衣服，並且輸出外國，今日歐洲考古學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貝爾格曼、科茲洛夫在

克里米半島的古希臘殖民地遺蹟中及樓蘭、波斯、北蒙古、額濟納河等地均發現絲的殘跡，

斷定公元前五世紀時，中國之繒或已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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