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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人民還有較大的遷徙自由，舉例便可知道。有一天梁惠王問孟子：“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聽了梁惠王的話諷刺地說，你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但從這個古代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各國的人口是可以自由遷徙的。魯國的人可以跑到齊國，齊國的人可以跑到魏國，魏國的人可以跑到趙國，相互之間沒有多大的限制。哪個國家興旺，哪個國家的人口就多。當時的封建君主不但不排斥人口，反而希望自己的國家人丁興旺。這和今天的世界完全不一樣，各國都在限制外部人口。

到了宋代，王安石正式創立了保甲制度。他主張“變募兵而行保甲”；“什伍其民”，以維護封建統治。什麼叫“什伍”呢？　即戶籍與軍隊的編制。《周禮》記載：　戶籍以五家為伍，軍隊以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可見自周朝已有什伍單位了。到了宋代王安石；保甲制度大大強化了歷代的戶籍管理。

自此，保甲制度在明清兩代世代相傳，一直延續到國民黨的統治時期。1932年8月1日，國民政府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頒佈《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規定：　“保甲之編組，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1934年11月7日起，保甲制在國民黨政府統治的各省市推行，實行各戶互相監視和互相告發的連坐法，以及各項強迫勞役辦法。即使如此，人民還是可以遷徙，進城經商、做工，或到別處投親靠友，戶口並沒有跟其它的東西關聯起來。

中國人偏好人口管制，看來與悠久的封建歷史和文化積澱有著極大關係。保甲制這一套戶籍管理制度，是歷代中國統治階級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社會穩定有著極大的維護作用，但對勞動力的自然流動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儘管如此，1949年建國之前，中國人口流動還是相對比較自由的，特別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人口遷徙並沒有什麼障礙。只是到了建國之後，特別是到了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佈之後，中國城鄉人口之間的戶籍壁壘便最終形成了，城市人和農村人的“二元結構”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鮮明特點。農村人不能隨便到城市居住，以至北京市的一個戶口在黑市上可以賣到10幾萬元。一個外地來京大學生在一篇題目為“北京戶口，我心中永遠的痛”文章中幽默而自嘲地寫道：

我人在北京，可是我沒有北京戶口。剛來北京，不明就裡，以為自己有學歷，有工作經驗，在家鄉時也是人中龍鳳，雖說北京林子很大，可是找一份工作應該不是什麼問題吧。可當我看到招聘啟事上一律註明：須北京戶口的字樣後，我開始緊張；發出去若干封求職信都石沉大海後，我知道了，我沒有北京戶口，我就沒有敲門磚，我的本科學歷，不如持有北京戶口的一個大專女孩。

我人在北京，可是我沒有北京戶口。我渴望愛情，可是因為我沒有北京戶口，它將大大地阻礙我渴求家庭的程序，大大影響我選擇愛情的範圍。北京人不願意找一個沒有北京戶口的外地人，雖然政策說孩子的戶口隨父隨母都可以，可是不知道這一政策完全落實還要多久。母親沒有北京戶口還說得過去，孩子沒有北京戶口，將來的入托、上學都是問題。外地男人在北京闖蕩，受了多少委屈，他自己知道得越清楚，就越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將來再遭受與自己相同的境遇！

我人在北京，可是我沒有北京戶口。我沒有北京戶口，找房子住也倍受磨難。別人給介紹了一個房子，見了房東，他首先問，有北京戶口嗎？然後又開始張口閉口的你們外地人我不敢租，出事兒的可全都是你們外地人。雖然我用比他標準十二分的普通話對他說我保證安分守已不給您添麻煩，沒有北京戶口也不代表我就是違法亂紀分子，可他還是拒絕了我的租房請求。

情急之下，到街頭辦假文憑、假證件的地兒辦了一個＇身份證＇。我想我也不是用這個東西幹別的，只不過是讓房主放心一下嘛。三百塊，就為了讓房主放心。這不都是戶口鬧的嗎？

我沒有北京戶口，最怕去辦暫住證。到了派出所，一聽說你是辦暫住證，那工作人員就不拿正眼瞧你：去外來人口管理辦公室！最令人可氣的是，辦暫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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