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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之書信，全部被搜查帶走。說我“反日”居心，即行拘押，當日下午日警即施苛打。五時許，即令警員把我緊綁於警署內之水泥柱上，不準飲食，不許睡眠，不時還令警員鞭打，或以掌摑，如此三日夜後，我已不省人事，署長才令解繩鬆綁。內子在外設法營救，但是在暴政之下，呼救無門，呼天不應，呼地無聲，內子因憂傷過度，遂致精神錯亂，歷時年餘。當時我已育有三個兒子，年僅三歲、四歲和五歲，皆託親人撫養。

我被囚警署內，日警時加盤問，我不作答時，或搖頭否認“反日”時，副署長即施掌摑，無法無天。如此40晝夜，於6月25日獲釋。是時我身負重創，精神沮喪，不能操作。內子神經不正常，尚未康復，家庭生活日夕難度。直至1945年，大戰結束，1946年，重任教職，家庭生活稍紓困厄。

今者日政府中人已知反省過去“軍國主義”之黷武罪行，對於戰時遭難者應負賠償之責任。因此，我要求日政府對我當時肉體上所受之折磨、精神上所受之打擊以及家庭生活所受之困厄給予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9月10日。

吳瑞華

123。　蒙難者：

張傑儒，男，38歲，教員

蒙難地點：　砂朥越詩巫木傑立麻。

蒙難時間：　1945年6月9日。

投訴人資料：　張傑儒之妻吳瑞華（Ngu　Swee　Hua），67歲，家庭主婦，祖籍福建古田，身份證號K322033，現住於115，Jalan　SS19/1F；　Subang　Jay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郵編47500。日本侵佔時住址：　砂朥越（Binatang；　Sarawak　Malaysia）。

投訴內容：　1945年6月9日，日軍殺害了我的丈夫張傑儒，並在他還未斷氣前就將他活埋。我丈夫是在Binatang被日本人抓走的，後來被關在詩巫（Sibu）的Sacred　Heart　school。在獄中，他受到了殘酷的折磨，並最終和另一些馬來西亞的平民一起被日軍槍殺，日本人在他中彈未死之前就把他活埋了。

就這樣，我在18歲時就成了寡婦。因為日軍殺害了我丈夫，我和我的女兒無法過上安定幸福的家庭生活。因為失去了親愛的丈夫，我不得不辛苦工作以養活自己和新出生的女兒。自從丈夫被害後，謀生的壓力和失去丈夫的巨大悲哀嚴重地影響了我的健康，抑鬱和失眠一直折磨了我許多年。

我生活中的所有悲哀和痛苦都是日本人殺害我的丈夫導致的，基於這一事實，我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對其士兵在戰爭中的行為負責，並對受害者及其家人蒙受的悲哀和痛苦作出賠償。儘管任何東西都已不能讓逝者復生，日本政府還是應該承擔起其應負的責任。

投訴日期：　1994年6月30日。

駱玉英

124。　蒙難者：

駱樹，男，45歲，農民

葉滿，女駱玉蘭，女駱玉梯，女

駱玉嬌，女駱天送，男駱天生，男

鍾妹，女

蒙難地點：　芙蓉埠知知港餘朗朗。

蒙難時間：　1942年3月18日。

投訴人資料：　駱樹之女駱玉英（Loow　Yoke　Yin），66歲，家庭主婦，祖籍惠州，身份證號1297885，現住於No。9；Rasak　Road　Seremban，郵編70200。日本侵佔時住址：　芙蓉埠知知港餘朗朗。

投訴內容：　1942年3月18日，殘暴的日本兵在森美蘭州知知港的餘朗朗殺害了我家八口人。我的這些被害的親人是：　我的父親駱樹，母親葉滿，姐姐駱玉蘭，妹妹駱玉梯、駱玉嬌，弟弟駱天送、駱天生及繼母鐘妹。我上述親人完全是無辜的，沒人性的日本兵殺害他們是毫無理由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3年10月25日。

丁怡利

125。　蒙難者：

丁海珊，男，36歲，水果小販

蒙難地點：　淡邊大街。

蒙難時間：　1942年6月間。

投訴人資料：　丁海珊之子丁怡利（Tan　Jee　Lee），52歲，建築承包商，祖籍大埔，身份證號1219910，現住於No。9057，Kuala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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