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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餘等來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爾,藉遊歷為名,並無護照,欲在和闐考古,南京及烏魯木齊當局累電和闐阻止,而椿克爾非但不聽,反惡言相向,聲稱:“你們以前允許英國人斯德諾(斯坦因的漢文名字)在和闐考古,為什麼現在不允許德國人考古。”
在《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中有關特林克勒(即椿克爾)的記載還有:
1929年6月18日,在和闐道署“檢閱葉城古蹟調查表及椿克爾所採古物①,大抵泥塑佛像及瓦器柄之類,與餘所得者相彷彿,共裝陳15箱,約千餘件,聞現已一半歸公,一半贈送矣”。7月4日,與一位未記名的“中原人”“談及德人古物事,聞已處分告竣,扣留3箱,多泥塑之件,若木版字畫均為外人帶走,又石刻模型均送與外人,反笑外人要此何用”。6月27日,“皮爾曼澤北40公里沙磧中亦有破廟,外人掘出泥塑像頭,紅泥白麵,上有字跡,豈鼠壤墳之祠歟”。
為了做個比較,應該提到在《未完成的探險》第十五章“葉爾羌和喀什噶爾之旅”行文中,特林克勒自己對私自攫獲文物一事,是這樣看的:
如果中國人希望把所有的文物保留在本國的話,那麼不難理解反對把樣品帶出國的法令。然而我們得到當地當局允許進行工作,並沒有正式通知我們有關挖掘的法律,而且我們已買了(或者由別人贈送了)大部分藏品。
也許這就是20年代的外國探險家的境界。但就特林克勒而言,除去強詞奪理的申辯,也可以看出,這類私下掘寶,事實上從來幾乎都是在買通一些人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一點,至今仍然應該汲取教訓。
寫到這裡,我們感到慶幸的是,單槍匹馬闖入塔里木“攫寶”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不管為了什麼理由,它也絕不會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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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在和闐的工作(1)
小城沙雅的友人
1984年7月23日,始發於庫車的長途公共汽車駛抵塔里木河北岸的沙雅縣城。
走下公共汽車,腳踩著被陽光曬得發燙的浮沙,我一時間竟產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覺。早在半年前,我僻居於北京西郊圓明園農舍,徹夜不眠地計劃著這次暑期環遊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就決心在7月底抵達沙雅縣,重點考察塔里木河中游著名渡口齊滿。當我真的來到沙雅時,竟覺得好像在夢境裡。
在沙雅縣城,沒費太大的周折我就找到了正在過暑假的沙雅縣二中的老師劉增力。在此前我並不認識劉增力,只是讀過他寫的一篇小說《原始森林裡的少女》,還透過兩次信。意外相逢,我們都有相見恨晚之感。作為“北京來的客人”,我就暫居在劉增力家中,他剛分了一套房子,是4間,樓上樓下各兩間,我借住的,是樓上的兩間。我們談著文學創作,談著讀書,談“累”了,就下圍棋,“紋枰對坐,從容談兵”,改交談為手談。
第三天,劉增力自告奮勇地隨我一起離開縣城,去考察塔里木河。同行的有他弟弟和妹夫,我們四人騎著腳踏車,扛著獵槍,愉快而忘形地高唱“我不打兔子和羊,專打狐狸和狼,打獵呀,打獵我最愛好”,像一次愉快的郊遊,奔向前方的“無韁野馬”……
幾年之後,1989年10月,我又來到沙雅縣城,這次的目的地仍是塔里木河的渡口齊滿。那時,劉增力已調離沙雅,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街巷上,不禁失聲吟起“滿城芳草無故人”的詩句。
在一個臨街的窗子裡,有一對年輕人在下圍棋。他們告訴我:沙雅下圍棋的,都知道二中有個劉老師下得好。
這次我不是隻身一人來的,我還領來了一個瑞典電視攝製組,任務是拍攝一部紀念斯文·赫定西域探險的電視片。其中有一段,是在齊滿的塔里木河渡船上採訪我的場面。一年以後,電視片《斯文·赫定走過的路》在瑞典電視一臺播出了,此後又先後在歐美一些國家的電視臺播出。
在第一次來沙雅時,劉增力就問過:楊老師,你在北京工作,怎麼想到要來沙雅的齊滿看看的?
直接的原因很簡單:我正在寫一部以保護新疆生態平衡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而50年代的中國科學院新疆綜合考察隊曾以沙雅齊滿為大本營,作了塔里木胡楊調查研究,並由著名植物學家秦仁昌寫了題作《關於胡楊林與灰楊林的一些問題》的重要論文,所以,我要在二三十年之後,以齊滿今貌作個對照。
而潛在的、感情上的原因,則很難於用幾句話對一個剛結識的新朋友講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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