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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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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到有多振奮,只是有點傷感。

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終於明白了,自己最適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裡寫文章。這一方面是因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面也是我始終嚮往樂觀、積極的東西。如前所述,我們面前有這樣兩個論域,一個需要認真對待,另一個需要幽默感;最大限度的積極和樂觀在後一個論域裡才有。我就喜歡編些牛西紅柿一類的故事,但是絕不強求別人相信。這不說明我是個糊塗人,我還能夠明辨是非。在“真實”這個論域裡,假如你讓我說話,假如是,我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絕不亂說,《聖經》上就是這麼說的:再多說一句,就是出於那偽善者。當然,你要是不讓我說,我就閉著嘴。假設世界上只有這兩個論域,我就能應付得來:現在我既能認真地做事,又有幽默感。但是世界上還有第三個論域,我對其中發生的事頗感困惑。

朋友送我一本自著的書,是關於昆德拉的。其中有一段引述昆德拉的話說:前蘇聯,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這使我感受到了來自真實和幽默兩方面的挑戰。假如你說,昆德拉在教人識字,那是不對的。他不是幹那件事的。至於說這話有何特別的寓意我沒看出來,這正是我所擔心的,我不願被人當作笨蛋。事實上沒有寓意,無怪我找不出來。至於這句話逗不逗,我請讀者自行判斷。另外,書裡常常提到“某種主義”,既沒有特別的寓意,也不逗。向我這位朋友當面請教時,她就氣得打噎。原稿裡“前蘇聯”那一段很長而且妙趣橫生,被壓成了這麼短(既然被刪了,我也不便引),至於某種主義,原是“極權主義”,這都是編輯做的工作。我的另一位朋友不用編輯來改,就把極權主義寫成了全體主義,於是極權國家就是“全體國家”,而且只要你獨斷專行,就什麼都有了。從英文來看,這是很對的,只是從中文來看,全體都需掃盲。當然,此種修改和刪節,既不是出於真實,也不是出於幽默感。我寫的稿子有時也遭批判,認為它少了點什麼,既不是真實,又不是幽默感。還有第三種東西,就是“善”。善是非常好的(從理論上說,沒有比它更好的東西),我自己年輕時就是這樣,我遇到了一個奇妙的新世界。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所謂奇妙的新世界並不新。但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不打招呼就偷換概念,這是我這一代人的品行。其實,從歷史上看,這個世界也不新。這使我很是沮喪,因為我十分想得出積極的結論。對我們來說,新比舊積極,正如東比西積極。小時候我住在西城區,很羨慕住在東城的人。我現在四十歲,比之剛出孃胎的人,自然缺少積極的特性。我年輕時相信,只要能把事物一分為二,並且能找到主要方面就足夠聰明瞭;現在覺得還要會點別的才好,否則還是不夠聰明。這一點也證明我不夠積極了。

對於奇妙的新世界,也該有個結論。我同意,這是前進中的曲折,並且有一些壞人作祟。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羅,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麼都不信的相信有壞人。這是從戰略的高度和歷史的角度來看。從一個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結論。我能出生,純屬偶然,生在何時何地,也非自身能夠左右,故而這個奇妙的新世界,對我來說就是“命運”。我從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認為它好得很。這肯定是個積極的結論。有過這樣的命運之後,我老憋不住呵呵傻笑,並且以為自己很逗,這其實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後,從過去的歲月裡,我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雙月刊)。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跳出手掌心(1)

近來讀了C.P.斯諾的《兩種文化》。這本書裡談到的事倒是不新鮮,比方說,斯諾先生把知識分子分成了科學知識分子和文學(人文)知識分子兩類,而且說,有兩種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一種是文學(人文)文化。現在的每個知識分子,他的事業必定在其中一種之中。

我要談到的事,其實與斯諾先生的書只有一點關係,那就是,我以為,把兩種文化合在一起,就是人類前途所繫。這麼說還不大準確,實際上,是創造了這兩種文化的活動——人類的思索,才真正是人類前途之所繫。尤瑟納爾女士借阿德里安之口雲,當一個人寫作或計算時,就超越了性別,甚至超越了人類——當你寫作和計算時,就是在思索。思索是人類的前途所繫,故此,思索的人,超越了現世的人類。這句話講得是非常之好的,只是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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