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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肅正”的成效如此之低，也實在是令日軍方面感到無奈。當年沿平漢線部署的日軍110師團一位作戰參謀中村三郎中佐，在報告中作出以下總結：一、管區內的敵人，使日軍最感棘手者，為冀西及冀中軍區的共軍。彼等以省境及日軍作戰地區附近，或沼澤、河流等日軍勢力不易到達的地區為根據地，進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靈活的游擊戰。因此，瞭解和掌握其動向，極為困難。

二、共軍的情報收集、傳遞，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軍的討伐行動，往往在事前便被偵悉。到處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連日本方面的僱傭人員，對他們也必須提高警惕，以防他們通敵。與此相反，居民則害怕以後受害，幾乎無人提供關於共軍的可靠情報。

三、共軍的行動轉移輕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無法捕獲。相反，日軍卻多次遭到共軍的伏擊。另外，共軍在白晝不進行集體活動，混在群眾之中，不露形跡。

雙方作戰，一方根本摸不清對方的底細，另一方卻可掌握詳細的情報。作戰的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鑑於“治安肅正”作戰效果不佳，戰後日方軍史研究人員對《治安肅正綱要》評價頗低。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著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一書記載：“編制以上《治安肅正綱要》的基礎，是滿洲的經驗和自去年以來華北佔據地區的治安肅正成果。但當時方面軍對中國共產黨認識不足，對中共軍也未必重視。”

當年，日本人普遍存在著一種傲氣，覺得國民黨正規軍都叫他們打敗了，共產黨、土八路算什麼？因而對中共“認識不足”，“未必重視”是很普遍的。就連對中國有相當研究的岡村寧次，在那時也認為：“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是四億中國民眾，不是政府要人的意志，也不是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200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系統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

岡村寧次這番話是1939年春天說的，那時他還是個中將，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正在華中前線與國民黨軍作戰。還未直接與共產黨的軍隊打過交道。故而還不懂得人民戰爭的厲害。

戰爭年代過來的老人們說，1939年前後，日本人還比較笨，打起仗來，還是正規戰的一套，包圍村莊，先放一通槍炮，等於報了信。留給日軍的自然只能是一個空蕩蕩的村子。1938年底1939年初來到冀中的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曾在他的軍事總結中談到日軍這一特點，他說：分進合擊是敵人主要進攻戰術，如敵進攻某地我軍，往往從三四路以上，夜間出發，拂曉到達並開始攻擊。

每路兵力無一定，一般的是五百餘至千餘。各路敵人均帶充足的糧秣、彈藥（多用大車或汽車），有時附有裝甲部隊和飛機配合（戰役進攻時或較大規模進攻襲擊，並附有裝甲部隊和飛機）。不論何時，雖小至四五十名步兵行動，都附有炮兵及少數騎兵（偵察警戒）。進攻開始首先是炮兵射擊，掩護步兵前進

又是大車、汽車拖著彈藥、補給，又是騎兵、炮兵，完全是一副正規戰進攻的架式。這種打法，對死守陣地等著捱打的國民黨軍，還有些效力。對奉行“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八路軍可就完全失效了。

日本人也還不太懂得掩蓋自己的作戰企圖，每次出發，都要在黑板上寫通知。一位當年從事情報工作的老人，回憶起1938年後期新安縣城日軍的情況，說：後來，敵人要情報員，為了更及時、準確地掌握敵人內部的情況，我們派了兩名忠實可靠的黨員王林和趙德祥同志，到憲兵司令部情報股當情報員——打入了敵人內部。

…

冀中，從印象不深到“討伐重點”（3）

…

敵人每次出發，值班員都把“幾點鐘吃飯”、“幾點鐘向那裡出發”寫在伙房的黑板上，王、趙兩同志看後，立即把情報轉告我們，而後把情報通知城外抗日政府和老鄉們做好迎敵的準備。敵人到處撲空時間長了，敵人多了心，不再在小黑板上寫出發時間和討伐去向了，改為夜間在城門後面寫。就是這樣，他們還是遮不住我們情報員的耳目。

然而，日本人是很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的。在實戰中，日軍很快意識到現行作法的不足和缺陷。

1939年3月6日，日華北派遣軍頒發的檔案中提到：“用微弱的兵力而警備廣大的地區；若是處於被動，就完全沒有下手的餘地，同時匪軍是一天比一天變成優勢。”

就是說，日軍已意識到，到處安扎據點這種作法有缺陷。本來安扎據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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