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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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鄉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樣的呢？原籍廣西的吳西將軍回憶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這裡視野開闊，另有一種泥土芳香的新鮮空氣。村子磚房瓦舍，人丁興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帶禮帽，很多人頭上包著白毛巾，不論大人小孩，衣著較好，乾淨整潔，文化水平高，很有禮貌，抗日熱情高漲。

說冀中“富饒”，不難理解。說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讓人有些疑問，在上個世紀30年代，在河北省的鄉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國社會學界前輩李景漢先生於1932年發表了他主持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據該調查統計的數字，定縣62村中具有中學及中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計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箇中學生。這307個人中，甚至還有4個日本留學生，2個法國留學生，1個美國留學生。著實不簡單。另據抽樣調查，當地文盲約佔67％，半文盲約佔4�2％，非文盲約佔28�4％。識字的大致可以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在舊中國，已是相當難得的了。或許有人要說，定縣位於平漢線上，讀書人多些不足為奇。其他地方呢？當年的資料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當年冀中行署的資料這樣說：冀中區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業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較多，事變前（指1937年盧溝橋事變）文化教育事業便相當發達，除沿鐵路線的城鎮不計外，在中心地帶深縣等二十六個縣內，就有十所中學，164處高階小學，4482處初級小學，同時各縣都有簡易師範學校，因此除東部個別縣份外，社會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學的非常多。

比如高陽縣東南30餘里的龐家佐村，這麼一個“在冀中平原上，這算是一箇中等村莊”的村子，居然有“一個男校和一個女校，”而且“學校裡四書五經全被排除在外，一開始就向學生進行白話文的教育。”

看來，說冀中這地區文化水平高，還真是有根據的。冀中幾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學的學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麼事情，訊息很快就會傳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如此。

毛澤東對“一二·九”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一二·九”運動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一二·九”運動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一二·九”是抗戰動員的運動，是準備思想和幹部的運動，是動員全民族的運動。為什麼說“一二·九”運動是“準備思想”的運動呢？因為“一二·九”運動衝破了思想上的禁區。“從思想上解了凍，什麼都敢想也敢說了。”在“一二·九”運動前，抗日成為禁語，侵略者被稱為“友邦”，人們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運動後，人們長期被壓抑的積憤之氣，愛國之情，一下子噴發出來。人們紛紛談論著：“蔣介石能抗日嗎？不能！”“安內攘外對嗎？不對！”“中國抗戰依靠誰？依靠四萬萬中國人民！”當局的水龍和大刀，同學的鮮血，民眾的鼓勵，使得每一個積極投身於“一二·九”運動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眾，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國民黨“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只會斷送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為什麼說“一二·九”運動是“準備幹部”的運動呢？因為“一二·九”運動的確鍛鍊人，成長出許多優秀的人才，後來都成為抗日干部。在地下黨的領導下，12月9日後，北平學生上萬人又於12月16日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連平時不關心政治的書呆子都走上了街頭。這次大遊行後，地下黨又及時組織同學們南下農村宣傳抗日，堅持罷課，反對開除，逮捕進步學生，開辦野營訓練班，擁護二十九軍抗日各種活動，實際上一直延續到1937年“七七”事變。在這一年多時間裡，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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