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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年後，在一次慈善聚餐會上我恰好與斯特勞斯全家坐在同一張桌旁。我們回想起了兩家之間的“柏林牆事件”，這時彼此已毫無怨恨，反而對那一段時光感到有點留戀。當時斯特勞斯夫人還這樣說道：“當我家的內森三世與你女兒瑪喬裡同在林肯中學唸書時，我們經常聽他說起你女兒。他告訴我們她所有功課都得優，害得他都不敢請她跳舞。”

1930年冬天，海茲爾在佛羅里達的聖·匹茲堡訂了個套間，她帶著孩子先到達，後來我也去了，在那裡度過長長的假期。第一次在這陽光之城驅車行駛，我看到公園裡聚集了許多人，看上去好像每人都帶著柺杖。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都是滑板愛好者。在1月份的佛羅里達旅行中我碰到一件事，當時我並沒有把它放在心上，但事後我卻經常回憶起。

海茲爾認識了93歲的約翰·迪克斯。他的父親是新澤西州朗布蘭奇約翰·迪克斯制服公司（John　Dix　Uniform　pany）的創始人，我每次去迪爾時都要經過這家大工廠。我拜訪了約翰·迪克斯在聖彼得斯堡的家，我發現作為一名近百歲的老人，他那充沛的活力簡直令人吃驚。他詳細詢問了我的業務狀況，例如我有多少客戶，從銀行和經紀商那裡借了多少錢，以及無數其他問題。我很有禮貌但也頗為自得地回答了他的問題。約翰·迪克斯突然非常急切地說：“格雷厄姆先生，我希望你能為自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明天馬上乘火車回紐約；回到你的辦公室，把你手頭的證券都賣掉；把借的錢都還掉，把資本金還給合夥人。在這個時候如果我處於你的這種境地，晚上我是睡不著覺的，你也應該睡不著覺。我的歲數比你大得多，經驗也比你豐富得多，你最好能夠聽從我的建議。”

我對老人的建議表示感謝，並說我會認真加以考慮——我這樣做無疑只是為了給老人一點面子。接著我很快把這事忘掉了。迪克斯確實有些老糊塗了，他是不可能理解我的經營方法的，他的想法也荒唐可笑。然而事實卻證明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而我卻百分之百地錯了。我常常在想，如果當時我聽從了他的建議，那我的生活又會怎樣呢？我相信，如果我採納了他的建議，我就不會經歷那些痛苦與悔恨；但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痛苦經歷，我能不能形成今天這樣的性格，能不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功呢？

②公麋派（BullMoose）是指1912年支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競選運動的一派人。由於西奧多·羅斯福的綽號是雄鹿，他領導的進步黨黨徽上有雄鹿標誌，所以以此作為該黨派的名稱。——譯者1930年初，股市在經歷了去年的暴跌後反彈強勁。到4月份時，道瓊斯指數達到279點，比1929年11月13日的最低點198點上升了41％。但緊接著由於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　Anstalt）的倒閉，烏雲籠罩了整個經濟。第二次股市大跌又開始了。這一跌就很少有止住的時候，到1932年6月，道瓊斯指數跌到了谷底——42點。

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歷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儘管當年開頭的形勢著實令人歡欣鼓舞。由於不得不平掉空頭頭寸，我們陷入了困境。鉅額借款更使我們雪上加霜，我們現在已完全受制於貸款人。這三年裡我們一直努力償還債務，同時又要避免作出太大的犧牲，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所持有的證券的內在價值是高於它們的市價的，儘管由於普遍的經濟蕭條，它們的經營業績也很差勁。

1930年我們的經營虧損率為50．5％；1931年則為16％；到了1932年則只有3％——相對來說這可算是個勝利了。在1929年1月，我們頗為自豪地擁有250萬美元的本金，但在1929年到1932年間（經濟復甦之前），我們損失了70％。然而我們還是很固執地按1．25％的月息向傑裡和我本人支付資本利息。這樣做的結果是，到了1932年年末我們只剩250萬美元的22％的錢了。許多客戶全部或部分地抽回了本金。鮑勃·馬羅尼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抱歉地向我們解釋：他要用這筆資金償還其他債務。（弗賴德·格林曼當時曾告訴我，當鮑勃發現自己百萬美元以上的財富幾乎全部虧損時，這位意志堅強、努力奮鬥的愛爾蘭人也不禁淚流滿面。）我們按比例把一部分證券轉交給馬羅尼，同時也讓他承擔了一小筆債務。

我想，在那些困難的歲月裡，只有一個人向我們的基金增加了投資。這就是伊萊亞斯·賴斯，傑裡·紐曼的岳父。他在我們的事業處於最低谷時投入了5萬美金。這意味著由於他獨到的精明眼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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