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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別再勸我了。我走後你一定要記住，對日交涉，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為避免雙方衝突，亦不要謝絕。”

秦德純無奈地接過了宋哲元遞過來的擔子，心裡嘆道：“不接受、不謝絕，這前後矛盾的事可如何去做？！”

但宋哲元的離去，並沒能最後解決華北的矛盾衝突。盧溝橋的槍炮聲最終還是響了。

7月11日夜，宋哲元在告假2個月後，終於由原籍樂陵又秘密地返回了天津。返回華北後，宋哲元立即召集29軍高階將領召開了軍政會議。

但這次會議宋哲元犯了關鍵性的大錯，從而導致了日後平津、乃至華北戰爭的慘敗。當時，鑑於日軍華北兵力有限，不少將領主張乘勝攻擊日軍，在日軍援兵開至前結束戰鬥，形成既定局面，既有利於日後的談判，又能壓住日本人的氣焰，使日軍不敢在華北擴大戰事。為此，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甚至已擬好了進攻作戰方案。29軍大多數旅、團長也都主張向日軍發起攻擊。

但宋哲元這時卻陷入了徘徊猶豫之中。7月8日、9日，蔣介石自廬山連發兩電，指示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需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伎，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對蔣介石這兩電，宋哲元心裡不能不犯嘀咕。

幾年來，每遇中日衝突，蔣介石總是以中央的命義令地方將領妥善處理，不可擴大事態，今天對29軍為何一反常態？在盧溝橋事件有可能降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決的前提下，有必要與日本人全面交戰嗎？戰端開啟容易，收時就難了。難道我西北軍辛辛苦苦營造的華北局面今天就這樣完結了嗎？

宋哲元瞻前顧後，矛盾重重。在他極不願面對失去華北統治、與日本人全面攤牌之際，日軍的緩兵之計便輕鬆地控制了他的思想。

軍政會議上，宋哲元決定接受日軍提出的苛刻條件，設法使這次爆發的軍事對抗降為一般地方事件來處理，以渡過眼前的難關。他責成手下38師師長張自忠轉告驍天津的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少將：“哲元從現在起留在天津，願遵從司令官的一切指導。”

12日，宋哲元在天津公開發表談話說：“此次盧溝橋發生事件，實為東亞之不幸，區域性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東亞兩大民族，即是中、日兩國，應事事從順序上著想，不應自找苦惱。人類生於世界，皆應認清自己的責任。餘向主和平，愛護人群，決不願以人類作無益社會之犧牲。合法合理，社會即可平安，能乎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負責任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也。”

宋哲元這麼說，也這麼做了，內心裡，他還是希望能在華北為王。發表談話後，宋哲元即向全軍下達了命令：（一）從14日早開始第一班列車以後，列車執行正常化；（二）解除北平戒嚴；（三）釋放逮捕的日本人；（四）嚴禁與日軍磨擦。

在做出這一系列妥協姿態後，宋哲元明白不向南京交待不行，遂電告南京國民政府，一方面為自己的行為做出解釋，一方面婉拒中央派援軍，請暫緩派軍北上，以免刺激日人，影響與日本駐屯軍的交涉。當吉星團對進攻盧溝橋的日軍奮起抵抗後，全國人心激奮，紛紛致電嘉勉和匯款慰問。宋哲元到天津後，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於7月15日竟致電上海各界救亡團體謝絕對29軍的慰勞，說：“遇此類小衝突，即勞海內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感，捐款則不敢受。”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29軍的一位高階將領接到吉星文團和日軍在盧溝橋發生衝突，馮治安第37師110旅旅長何基淬要率全旅投入戰鬥消滅這股日軍的報告後，即在電話中對旅長何基灃申斥道：“打起來對共產黨有利，遂了他們借抗日擴大勢力的野心，對國民黨有利，借抗日消滅雜牌。我們西北軍辛辛苦苦抗起來的冀察這個局面就完蛋了。”

最後指揮官宋哲元為軍閥固有的私利所惑，導致了他抗戰決心的搖擺不定，他的三心二意，又影響了手下的張自忠、馮志安、秦德純等高階將領。當時，駐紮天津的38師師長張自忠打電話給駐北平的秦德純、馮治安等29軍決策人物，坦白地表示不同意對日抗戰。此後，冀察政權就由張自忠代表宋哲元在漢奸齊燮元、陳覺生的陪同下，與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代表橋本群進行談判。

日軍透過29軍高階將領的種種活動，似乎已窺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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