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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房喝水，持槍自殺。此時，正是古田會議以後，紅軍中貫徹決議精神克服軍閥主義傾向的時候。譚政來到紅三團，對四連戰士戴有標自殺事件作了詳盡的調查。顯然，這個連長和排長對戰士戴有標採取了嚴重的軍閥主義作風。對於這種軍閥主義習氣的復發，譚政毫不手軟，他在四連隊前講話，嚴厲地批判了軍閥主義，說它是紅軍建設的一個大敵，論述了紅軍開展民主運動、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遠意義，並當眾宣佈了對那個連長和排長的處分決定。譚政的這一政治舉措，有效地制止了軍閥主義習氣在紅軍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

為了檢驗政治工作的作用與威力，譚政在貫徹古田會議決議中，曾專門考察了一個連隊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看黨團員在困難危險情況下的模範帶頭作用。譚政考察1930年8　月份的一次戰鬥，黨團員都能帶頭衝鋒勇敢殺敵。有一次，紅一團一個排的兵力在楓坪一帶被數倍於我的敵人團團包圍。敵人又以一個營的兵力向這個排連攻三次，未能得逞，而這個排堅持戰鬥長達七個小時之久，最後終於安全脫險。譚政仔細分析這個排如此特別能戰鬥的原因，主要就是黨團員在戰鬥中起到骨幹、帶頭、模範作用，堅定了全排戰士的鬥志。1933年12月，第五次反“圍剿”時，紅一師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戰鬥，紅一師所面對的敵人是號稱“鐵軍”的吳奇偉部。譚政很瞭解吳奇偉這個敵軍首腦人物的反革命歷史，他是鎮壓廣州暴動、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此時正是12月11日廣州暴動紀念日前後，譚政想利用廣州暴動紀念日活動來激發部隊的戰鬥情緒，以增強對吳奇偉的憤恨，提高戰鬥力。主意已定，譚政立刻叫來師部政工幹部，通知集合隊伍，召開紀念廣州暴動六週年、消滅吳奇偉動員大會。大會開始了。紅一師全體指戰員正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譚政慷慨激昂的演說，不時爆發出陣陣的掌聲和呼喊聲、口號聲。譚政說道：“大家還不知道我們紅一師面前之敵吳奇偉的真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鎮壓了中國共產黨12月11日舉行的廣州暴動，殺害我們無數革命群眾。今天，他又帶著反革命軍隊，來進攻我紅色根據地，‘圍剿’我們紅軍來了！”“但是。”譚政幾乎憤怒地喊了出來，“吳奇偉他瞎了眼，今天的紅軍已不再是廣州暴動時的起義軍了……”最後，譚政發出戰鬥號令：“同志們！我們的紅軍戰士同志們！舉起刀槍，勇敢戰鬥，以戰鬥勝利的實際行動，來紀念廣州暴動六週年，以吳奇偉的頭和血來祭奠廣州暴動犧牲的英靈！我們要為保衛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譚政的政治動員奏效了。雷鳴般的掌聲、呼喊聲，震撼了五都冬季的山崗和村莊，震撼了紅一師指戰員的心！第二天，紅一師與敵軍吳奇偉部的戰鬥打響了。紅一師指戰員仇滿胸，槍滿膛，各個像下山的猛虎，向敵人陣地衝去。戰鬥結束，戰績記錄在由師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譚政簽署的戰鬥報告中：這次戰鬥所殲滅之敵軍，是號稱鐵軍的吳奇偉部。紅軍挫敗之敵軍傷亡數百，放軍恐慌萬狀，軍心愈加動搖。

為了提高政治工作的質量，譚政還清醒地意識到部隊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部隊領導幹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對於部隊政治工作的巨大意義。然而，紅一師部隊廣大指戰員，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甚至師長李聚奎、團長楊得志，寫個戰鬥情況報告也很困難。紅一師戰土許多人還是文盲。鑑於紅一師部隊這種文化狀況，譚政下決心要改變這一文化落後的局面。於是，譚政動員和號召全師幹部和戰士學習文化。學習文化的時間，主要來自戰鬥間隙和部隊行軍過程及其休息時間。學習文化的教員，基本是部隊中文化水平較高的幹部、戰士。學習文化的組織，是依照識字多少編成不同的班次，由各級政工部門統一領導。學習文化的形式，多種多樣。部隊行軍時，“識字條”貼在前面戰士的揹包上，跟在後面行進的戰士，邊走邊識字。途中休息時，戰士們互相提問，有的用木棍在地上練習寫字。

戰鬥間隙，不管是指揮員還是戰鬥員，都要參加識字班活動。部隊短期休整，各團除加緊識字學習活動外，都要舉行識字測驗，評比成績，表彰先進。紅一師部隊的這些卓有成效的學習文化活動，譚政都寫進了每個月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中。在一份月終政治工作總結報告中，清晰地記有下面一段文字：一團團長楊得志，以前一個字不識，現在能寫簡單報告了。還有些幹部從前一個字不認識，現在認識20字以上了。戰鬥員中還有二十分之一不識字的，識50字以上的佔百分之四十五。

回想起這些政治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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