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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小事情上的真理。事情有大有小，而其為真理則一也。有人誇大考證的作用，說什麼發現一個字的古音，等於發現了一顆新星，這有點過分誇張。這樣的發現與哥白尼的日中心說是不能比的。不管怎樣，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歷史，這一點恐怕是無法否認的。從事各種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內追求真理、探索真理。

學術研究發展的軌跡——由考證到兼顧義理

1988年

清儒分學問為三門：義理、辭章、考據。最理想的是三者集於一人之身，但這很難。桐城派雖然如此主張，但是，他們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辭章一門，其他兩門是談不上的。就我個人而言，也許是由於天性的緣故，我最不喜歡義理，用現在的說法或者可以稱為哲學。哲學家講的道理恍兮惚兮，以我愚鈍，看不出其中有什麼象。哲學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天底下沒有哪兩個哲學家的學說是完全一樣的。我喜歡實打實，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這是我的稟賦所決定的，難以改變。所以，我在三門學問中最喜愛考證，亦稱考據。考據，嚴格說來，只能算是一個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無證不信，“拿證據來”，不容你胡思亂想，毫無根據。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大盛於清朝乾嘉時代，當時大師輩出，使我們讀懂了以前無法讀的古書，這是它最大的貢獻。

在德國，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其精神與中國考據並無二致，其目的在拿出證據，追求真實——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後在確鑿可靠的證據的基礎上，抽繹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德國學術以其“徹底性”（Gründlichkeit）蜚聲世界。這與他們的民族性不無聯絡。

至於我自己，由於我所走過的學術道路和師承關係，又由於我在上面講到的個人稟性的緣故，我在學術探討中，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德兩方面的影響。在中國，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和湯用彤先生都是考據名手。在德國，我的老師Prof�Sieg和Prof�Waldschmidt和後者的老師Prof�H�Lüders，也都是考證巨匠。因此，如果把話說得誇大一點的話，我承受了中德兩方面的衣缽。即使我再狂妄，我也不敢說，這衣缽我承受得很好。在我眼中，以上這幾位大師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們後面行走。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年忽發少年狂”，我竟對義理產生了興趣，發表了許多有關義理的怪論。箇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釋清楚。

為考證辯誣為考證辯誣

考證，也叫做考據。在清代，義理、詞章、考據被認為是三個獨立又互相聯絡的學科。有的學者專門從事一門學科的研究，有的學者也能從事兩門學科的探討，或者三門學科都相容幷包。據我所知道的，當時好像沒有什麼人對這種三分法說三道四，或者對其中一門加以挑剔。大家好像都認為，事情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到了20世紀20年代，情況卻有了變化。胡適大力提倡考據工作，引起了紛紛的議論與責難。一直到解放後，每次對胡適進行所謂批判，都有人主張，胡適之所以提倡考據是為了引導青年鑽入故紙堆中，脫離當前的鬥爭，從而防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天下翕然從之，從來沒有什麼人提出異議。我對於這種說法一直持懷疑態度。胡適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事實，是誰也否認不掉的。但是，為了反對共產主義，就提倡考據，天下能有這種笨伯嗎？有什麼理由說，搞考據的人就一定反對共產主義呢？有什麼理由說，搞考據的人就一定沒有時間和興致來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呢？事實也並不是這樣。有一些老革命家曾長年從事考據工作。可見考據工作與共產主義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還有一個與此類似的說法，我也深為懷疑。有不少人說，清代乾嘉時代考據之風大盛，與清代統治者大力倡導有關。而從事考據工作的學者們，也想透過這種工作來避免文字獄之類的災難。我個人覺得，這種邏輯非常滑稽。如果統治者真想搞文字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難道考據就能成為躲開文字獄的避風港嗎？

然而，以上兩種說法卻流行開來，而且佔了壟斷的地位，於是沸沸揚揚，波及全國，揭批判之大旗，震撻伐之天聲，考據工作好像真成了革命之大敵。一些革命者，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一有機會，總要刺上幾槍。一直到今天，流風未息，大有談考據而色變之慨了。

我個人覺得，對考據工作既用不著大捧特捧，也用不著大張撻伐。這種工作實際上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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