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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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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陰謀“華北自治”,10月,有感於愛國之情與民族大義,錢穆與姚從吾、顧頡剛、錢玄同、胡適、孟森等百餘名大學教授發起一項抗日活動,聯名反對日本干涉內政,敦促國民黨政府早定抗日大計。鑑於錢穆的抗日態度和學術影響,一九四二年秋,蔣介石在成都兩次召見錢穆,請他到重慶機關講中國歷史,談宋明理學。一次蔣介石在報上看到錢穆的一篇講話,很賞識,又打電話又是寫信約他相見,錢穆以距離太遠藉故推脫了。後來見面時,他甚至當面勸蔣為了全體國人利益於抗戰勝利後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應有關部門要求,錢穆專門撰寫了一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青年從軍,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50年秋,“新亞書院”在香港成立,錢穆出任院長。“新亞”之名,據錢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亞洲”,為在香港的中國人爭取稍微光明的未來。錢穆之子女指出,錢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藉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辦校,倡導中國文化,讓流亡者別忘了要做中國人。

錢穆對國家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貫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張國家應該統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歲高齡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一文,認為“和平統一是國家的出路”,而“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國統一的基礎”。

錢穆認為,中國國家的完整與持久統一性,是中國固有傳統;改朝換代只是國內政府改組,而非中國人征服中國人。因此未來中國走向和平統一目標,才符合歷史傳統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見都必須在同一個國家的框架下,由中國人來領導中國。

為了大批在香港攻讀中文的中學學生升學需要,香港政府決定在主要提供英國學生就讀的香港大學外,合併由美國人支援的崇基、新亞、聯合三家書院,催生一所新大學。當時取名又成了創校難題,校名爭議難下,有人主張“九龍大學”,也有人認為“中山大學”為佳,錢穆提議,在香港這個特殊地區,使用“中文”作為新大學名稱,具有一定象徵意義,並符合籌設時英文直譯的背景,終將名稱定案。也由於錢穆堅持國家民族立場,向英國政府極力爭取,中文大學首任校長由中國人李卓敏出任。

【逸事】

錢穆的父親錢承沛是個私塾老師,據說錢穆生下來時,曾哭三日不止,父親一直抱在身上哄著,對妻子說:“此兒當命貴,誤生吾家耳。”1901年錢穆入私塾,父親錢承沛即稱讚他“前世曾讀書來”。

錢穆出生時,雖然家道中落,但父親愛子如命,經常對人說:“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畝。”錢穆排行老二,小時候,父親每次外出回來都帶一點蛋糕酥糖之類的零食放在他床邊小桌上,用一隻碗蓋著,錢穆早晨起床後揭開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這種習慣一直維持到七歲入私塾乃止。

錢穆幼時記憶絕佳,日讀生字三四十,後來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記住。一次父親指著一個生字“沒”考問他何意,他居然根據字形說了出來。父親大驚,摸著他的頭說:“此兒或前生曾讀書來。”錢穆十歲入果育小學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約過三遍即能背誦”,且長於作文,先生曾當眾誇他“文氣浩蕩,他日有進,當能學韓愈”。

錢穆自小不但愛讀書,且口才極佳,七歲就在鴉片館為客說三國演義,曾為同學講水滸傳。

錢家世代書香,錢穆識字起就開始閱讀的一本史書,就是祖父去世後留下的一部五色圈點的大字本《史記》,也許從那時起就埋下了他後來治史學的種子。但他小時最愛讀的還是小說,傍晚屋裡光線暗,乾脆就爬上屋頂讀。看得次數多了,一部洋洋百萬言的《三國》竟背得爛熟。父親的一位朋友聽說他能背《三國》,便任指一段考他,錢穆居然一字不落地當眾背了出來,而且還繪聲繪色,十分傳神,眾人驚為神童。

被人譽為神童,錢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經過一座橋時,父親指著橋說,你認識“橋”字嗎?錢穆答識。父親又問:“橋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馬字旁,是什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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