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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者卻竭力宣稱，在經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結構性改革後，重組過於龐大、過多幹涉、經濟上無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區經濟將會增長，民眾階層將會從創造的財富中獲得所謂的“滴漏效應”，脫離貧窮和被社會排斥的狀況；適合於拉丁美洲的社會經濟狀況將會在其逐漸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得以實現，並進入所謂的“第一世界”國家行列。實際上，在拉美許多國家，人均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的財富是人均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20倍還多。

逢敵亮劍清理後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機（8）

美國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向拉美國家大量的美元資本輸出，而一旦獲利資本回流，就引發連續的金融動盪。按照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的計算，1982—1985年，拉美向外國支付了1500億美元的利息，與此同時從這些外資中獲得的淨收益只有400億美元。兩者之間1100億美元的差額需要用貿易盈餘來彌補，這幾乎等於該地區1/3的出口和50％的淨儲蓄。這些流出國境的資源導致了國內資本的緊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準，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以巴西為例，據統計，截至1998年年底，巴西的外債餘額達到2300億美元左右。同時，在1997年，巴西進入了償還內債的高峰期，政府不斷地從國內外市場上借入新債償還舊債。這一方面加大了國內貨幣市場的壓力，另一方面也給外匯市場造成相當大的衝擊。1998年，資本的流入發生了逆轉，國外資本開始逃離巴西市場，終於導致巴西在2001年發生了金融危機。

正如阿根廷拉美社會科學理事會執行秘書阿蒂里奧·　博隆教授所說，瘋狂的管制放鬆、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者為建立其新自由主義政府、滿足霸權主義資本家的跨國利益以及滿足盟國利益的結果。

取消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主席埃裡克·託薩恩特指出，在1982—2000年間，拉美償還外債利息高達1�452萬億美元，是全部外債的4倍還多。1982年達到了3332億美元的最高峰。但是，債務還在持續增長並於2004年達到天文數字7230億美元。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說不能償還債務並認為債務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原因。債務還是勒索與控制拉美的工具，阻礙了拉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我們今天看到的厄瓜多總統總是連續被印第安人運動和平民*所推翻，阿根廷政府不斷更迭，*發生民眾抗議，委內瑞拉發生玻利瓦爾革命等這些拉美國家的動盪，正是美國的經濟殖*義者希望看到的，這也是美國利益的需要。

但是，拉丁美洲也不是完全按美國設計的模式，經歷過連續多年的經濟動盪和政權更迭和越來越明顯的社會不公後，拉美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左翼政治勢力的發展迅速，其中以查韋斯總統最為引人注目。

查韋斯於1998年當選委內瑞拉總統，為了紀念偉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年，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家和軍事家，由於他的努力，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和巴拿馬六個拉美國家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獲得獨立。人們常稱他為“南美的喬治·華盛頓”），第二年他就把“委內瑞拉共和國”的國名改為“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

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在經濟上缺乏生存力，政治上增加了不穩定因素，使得拉美人民轉而支援非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並尋找其他發展模式。

四、拉美陷阱與美國受到的挑戰

“拉美陷阱”和“拉美化”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因為中國和拉美許多國家一樣，都從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轉型，都在搞吸引外資政策，走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也一度成為中國經濟的必修課。中國也一度出現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業人口較多、貧困和絕對貧困人口較多、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通貨膨脹嚴重、金融潛伏危機等現象。

逢敵亮劍清理後院—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機（9）

一方面是經濟有所增長，另一方面是社會發展趨緩；一方面是社會有所富裕，另一方面是貧困人口反而增加；一方面是現代化有所進展，另一方面是在其總人口中有相當規模的人口卻享受不到現代化的成果，這種情況，也就是經濟專家們所說的“拉美陷阱”。

在整個80年代，拉美的經濟增長建立在外國直接投資（FDI）基礎之上。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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