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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知識是人類的最終解放者，它使各民族平等，使各國人民享有同等主權，它摧毀迷信的藩籬，加速文化的進化。但我不相信知識能改變人類行為的基本法則，或改變歷史的可預見的主要程序，對自我的認識能幫助人們看清人類生物天性的各種要素，現代社會正是從這些要素出發以各種奇特的形式迅速繁榮起來的。對自我的認識能幫助我們更精確地分清什麼樣的行動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險的。有了這種知識，我們就能夠更正確地判斷人性中的哪些因素應該扶持發揚，哪些應該消除或克服，哪些應該愉快地接受，哪些應該謹慎地控制，然而不管怎樣，我們無法消除堅固的生物亞給構，直到許多年後，人類的後代學會改變自己的基因為止。表明了這一基本觀點以後，我現在可以邀請讀者在社會生物學理論的基礎上，重新考慮人類行為的四大基本型別：攻擊性、性、利他主義和宗教。

（王作虹譯）

《論人的天性》

E。O。威爾遜著　林和生譯

第五章　攻擊性

人類是否具有天生的攻擊性？這是大學研討會、雞尾酒會的熱門話題，它使各種各樣的政治理論家們大動感情，答案是肯定的！縱觀歷史，從狩獵－採集部落到工業化國家，各種社會都使用過戰爭這一最有組織的攻擊形式，歐洲大多數國家在過去300年間大約有一半的時間在打仗，幾乎每個世紀都發生過戰爭，實際上，所有國家在制定十分複雜的指導調節日常商業貿易活動的各種法令條規，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那些微妙卻又不可避免的衝突形式之時，也針對強姦、掠奪和謀殺等犯罪制定了一系列較為細緻的法令加以制裁，不過，更重要的是人的攻擊行為形式有其自身的特點：儘管人基本上也是靈長目動物，其攻擊行為的特徵卻有別於其他動物的攻擊行為。除非將“天生”和“攻擊性”從實用的角度重新定義，我們才能說人的攻擊性不是天生的。

有的理論家否認基因的作用。他們把攻擊性全然歸於各種幾乎完全是和平的社會中很少發生的環境反常。他們忘記了，所謂天生是指某種特效能在某些特定環境中得以發展成形的可能性，而不是指某種特性在所有環境中都能發展成形的肯定性。用這個標準看，人的攻擊行為具有較為顯著的遺傳特徵，事實上，問題比我們所作的這個規定更為清晰明確。當今那些最為和平的部族，歷史上大都一度是掠奪者，而且將來很可能又會重操舊業，產生出新計程車兵與殺人者。今天，人們幾乎沒有聽說過昆桑族成年人中發生過暴力行為，伊麗莎白·馬歇爾·托馬斯曾稱他們為“無危害的人民”。但就在50年前，當這些“灌叢人”人口較多，中央政府控制較松時，他們的兇殺率與底特律和休斯敦的相同，馬來半島的舍麥人表現出更強的順應性，在絕大多數時間裡，舍麥人似乎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暴力攻擊，他們之間沒有謀殺，甚至連一個明確表示殺人的詞都沒有（“打”是委婉的代詞），他們不打孩子，不到萬不得已連雞也不殺。父輩總是小心翼翼地教導孩子們繼承非暴力的傳統習慣。50年代初，當英國殖民政府徵召舍麥人入伍，參與圍剿共產黨游擊隊的時候，舍麥人甚至不知道士兵的職責就應當是打仗和殺人。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登坦寫道：“很多瞭解舍麥人的人們堅持認為，象舍麥人這樣不好戰的民族永遠也不可能產生傑出的軍人”，但是，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恐怖分子殺害了舍麥人防暴部隊部分成員的男性親屬。儘管舍麥人來自一個無暴力的社會環境，殺人也是受人之命，但他們似乎都一下進入他們稱之為“血醉”的瘋狂狀態之中。用典型的舍麥老兵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殺人，殺人，殺人。馬來人會為了搜查腰包、奪取手錶和錢財而忘了殺人，我們卻並不在於手錶和錢財，我們只想到殺人。唉，我們真象是被血迷住了”。有個人甚至還是告訴我們他如何暢飲被他殺死的人的鮮血。

象多數哺乳動物一樣，人類也有一個行為刻度，即對特定情況有無反應的度量。其他許多動物完全沒有這樣的行為模式，在這一點上，哺乳動物與它們有著遺傳性的差異，由於行為刻度相當複雜，並非簡單的反射式的反應，心理分析家和動物學家為了找出人的攻擊性的令人滿意的普遍特徵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給大猩猩或老虎的攻擊性下定義時，學者們也會遇到相同的困難，弗洛伊德把人的行為解釋為是內驅力不斷追求釋放的結果，康納德·洛倫茲在其《論攻擊性》一書中使用了動物行為研究的新資料，使弗洛伊德的觀點有了新的意義。洛倫茲認為，人類同其他動物一樣具有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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