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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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近慮必有遠憂”的想法很堅定，不可逆轉。我初來乍到尚不知這裡的規矩，不曉得我們犯人有沒有書寫的自由。我便留心觀察，看其他犯人有沒有此類舉動，很快我發現一個與我隔幾個鋪位的犯人經常在紙上寫東西，寫的什麼不清楚，可寫的時候精神很集中，別人喊他都聽不見。經詢問我得知他的名字叫李戍孟，是從北京某圖書館出來的右派犯人。我問別人管教知不知道他在寫東西，答知道。這回答使我喜出望外，由此也得出結論：勞改單位對犯人的限制比正式監獄要鬆得多。前面我說過來到清水塘有一種到家了的感覺，曉得了有書寫的自由更感到這裡是地闊天寬了。於是懷著極佳的心情做記筆記的準備。

我有一枝鋼筆，紙和墨水也不難解決，萬事俱備只待下筆了。頭一次握筆在手時心情是複雜難言的，我不由看了看錶，時間是七月二十日晚八點十三分。這是我到清水塘農場的第四天，四天雖短暫卻經歷了不少事情，特別是剛到一新環境對所有的事都覺新鮮，似都有記下來的必要。如分到二大隊後於隊長對我們新到犯人的訓話；如在割麥時遠遠看見在草廟子看守所的難友將軍；再如學習會上我不發言受到訓斥等等。我按事情的發生順序一路記下來。類似於日記的寫法，記下事情的大體脈絡，不寫細節，也不加主觀評判（我將這種記錄叫著“大事記”）。書寫的過程是令人歡愉的。開始時尚有一點生疏，在被捕的大半年中除在審訊記錄和判決書上籤過幾回自己的名字，此外再沒有動過筆。重新提筆的感覺大概類似一個戒菸的人解忌後吸的頭一口煙，感覺是妙不可言的。興奮充斥著全身的每一顆細胞。然而興奮是短促的，我很快發現這樣記錄不行，會留下隱患。因為有些事情即使不加評判，一旦讓人讀到同樣會授人以柄。比如記了管教的訓話會認為你心懷牴觸記黑賬，記下看見了將軍會懷疑我倆有著某種關係，這不是膽小怕事，也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是沉痛的教訓使人不得不面對現實。現實是無情的，也是荒誕不經的，反右運動中的許多事尚歷歷在目，許多不沾邊的東西到後來不僅沾了邊，還導致出嚴重的後果。因此必須接受教訓，不可麻痺大意，否則就真的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我將“大事記”撕碎裝在口袋裡，在白天割麥時偷偷撒進麥壟裡，心絃緊繃就像真的在銷燬罪證似的，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於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別人說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認同了。“大事記”就這麼夭折了。不久地裡的麥子收淨了，眼望空曠曠的原野使人感到心裡也空落落的，我清楚長此下去自己的頭腦終也會像這空茫大地空茫一片的。我的思緒又回到“大事記”上，人要是有心做某件事情辦法終歸會找到的。我想出一種既安全可靠又切實可行的文體，說欲蓋彌彰也好，說“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也好，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說讓落下的白紙黑字像一顆顆鵝卵石那般光光滑滑，什麼人看了都無把柄可抓。自然做到這一點也非易事，須像搞文藝創作那樣對現實生活進行“加工”，使其撲朔迷離真假難辨。就以前幾天佟管教在麥地將一名犯人打倒的事為例，事情的真實過程是這樣的：我們二大隊作為一個勞動整體在一塊地裡收麥，將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割麥一部分捆麥並往地頭上搬送。相比之下，搬送要輕鬆些，一個姓鄒的犯人投機取巧，不幹分配的割麥活，卻去搞搬運。通常情況下，一二百號穿同樣囚服的犯人混雜在一起管教是很難明察秋毫的，那姓鄒的犯人也正是瞅準了這點才施了魚目混珠術。也算他倒黴，同組一名犯人將他的行為報告了在場的佟管教，佟管教就攔住顛顛扛著麥捆奔走的鄒，從遠處聽不見鄒是怎樣與佟管教對應的，只見佟管教一拳將鄒連人帶肩上的麥捆打倒在地，隨後又連踢了幾腳。鄒從地上爬起來，一邊向佟管教鞠躬認錯一邊奔到割麥的行列中，揮鐮務起了“正業”。事情就這麼個過程。自來農場，見管教這般在眾目睽睽下揍犯人還是頭一回，說起來管教打犯人算不上什麼大事，但頭一回見畢竟覺得不尋常，我決定將此事記下來。

經過一番“藝術加工”落在紙上的就是這樣一段文字：

今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二大隊集體割麥，大夥幹勁高漲。惟一鄒姓犯人違反了紀律，佟管教苦口婆心對他進行了幫助教育。

我對這樣的記敘感到滿意，相信以後就是佟管教看了對我也無可指摘。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現在是言順了事也就成了。由此而後，我就開始記我的“清水塘大事記”了。只是由於條件所限，變故頻仍，所記斷斷續續，殘殘缺缺，而得以保留至今的已所剩無幾。這些不倫不類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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