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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律令。但是，一種著眼於長期進化過程的更為超然的眼光，能讓我們超越自然選擇的盲目的實現過程，並從整個人類的背景上，洞察我們自身基因的歷史和未來，一個早已被運用的詞彙直觀地體現著這一超然的眼光，那就是：崇高，如果恐龍掌握了這個概念，它們或許也會贏得生存，它們或許就是我們。

我相信，進化論的正確運用，也有利於基因多樣化這一最基本的價值，如果象一些證據所表明的那樣，遺傳以適中的程度影響著精神與肉體能力的變異，那麼。我們就能期望確有特殊能力的個體意外地出現於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家庭之中，不過這些個體卻不能把他們的素質遺傳給自己的子女。生物學家喬治·威廉姆斯描寫過動植物中這種“西西弗斯基因型”的產物。他的思路建立在基礎遺傳學的下述論證之上：幾乎所有的能力都是由染色體上分佈的許多基因組合所決定的，確屬例外的個體，無論強弱，按定義都能在統計曲線的頂點處找到。而在形成新的性細胞以及各種性細胞相互合併產生新機體的過程中，決定個體特性的遺傳基質從無序狀態產生稀有的給合，由於有性生殖的個體都擁有一套特殊的基因，因而即使在同一家庭中，極為例外的基因結合也不大可能出現兩次，因此，如果天才不管在什麼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它在基因庫中就是難於測量和預見的閃爍不定的現象，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頂，只是為了讓它又往下滾，同樣，人類的基因庫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先天性天才，只是為了讓他們又分解在下一代中，按照西西弗斯方式結合的基因或許遍佈人類群體。僅僅由於這一理由，我們就理應把全部基因庫的儲存，視為第二個基本價值，除非將來某種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有力的人類遺傳知識，許諾給我們廣泛的人工優生前景。

普遍人權，也許可以視為第三個基本價值，普遍人權的思想並不普遍，它主要是近代歐美文確的產物，我認為，我們強調這一思想的重要性並非因為它是神聖意志（國王們常常依靠神聖權利進行統治）。並非因為循著這一思想就能從未知的意外源泉中找到某種抽象原則，而只是因為我們是哺乳動物，我們的社會建立於哺乳動物的綱領之上：個體首先為自己能夠成功地傳種接代而奮鬥，其次為直系親屬，再次是一種主動性較小的協議式合作－個體參與這種合作是為了從中得到好處，一隻有理性的螞蟻（讓我們暫時設想螞蟻和其他社會性昆蟲成功地發展出了高階的理性）將會認為，這種安排在生物學上是膚淺的，而個體自由的概念在本質上是有害的，但是，我們贊成普遍權利，是因為在技術發達的社會中權力過於變幻不定，使我們無法逃避這個哺乳動物的法則；不平等帶來的長遠後果，對於暫時的受益者總是表現為可見的危險，我認為，這是普遍權利運動的真正理由，而對這一運動根本的生物學原因的理解，與文化強化和委婉頌揚所勉強形成的理性化相比，最終將更有說服力。

那麼，對於價值的探索，將發展到對遺傳適應性的功利主義考慮的範圍之外，儘管自然選擇是第一推動者，它的作用是透過以第二性的各種價值為基礎的大量決定表現出來的，這些第二性的價值在歷史上表現為幫助實現成功的生存和繁殖的機制，這些價值的範圍大體上包括了我們一些最強烈的情感，探索的熱情和敏感，發現的激動、戰鬥和體育競賽勝利後的喜悅，恰到好處的利他主義行動帶來的寧靜滿 足，種族和民族自豪感的躁動，從家庭紐帶獲取的力量，以及從與動物和欣欣向榮的植物的接近中所得到的生之快感。

對這些生理反應需要作一種神經生理學的解釋，它們的進化史則需要重建，一種能量守恆原理在這些生理反應之間發揮作用，以至即使強調其中一種反應，全部潛在力量的總和也仍然保持不變。詩人出色地指出了這一點，就象瑪麗·巴納德的莎孚式詩行中平靜的讚美所表現的一樣：

有人說是騎兵隊

有人說是步兵，又有人

堅持說我們艦隊那飛搖的

槳是大地上

最好的景象，但是我說

最好的是你所愛的。

今天還沒有測量這些能量的手段，但是我想心理學家或許會同意，可以對這些能量的方向作出實質性的改變而不損失其強度，或許他們會同意，精神會努力保持一定的秩序水平，努力要求一定的情感報償，最近的證據指出，在睡眠中，當興奮沿著腦幹大纖維叢向上穿過大腦，刺激大腦皮質使它產生活動時，夢就發生了，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一般感覺資訊，大腦皮質就從記憶儲存中喚醒意象，編織精采的故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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