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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大學本科以上學歷。

第二條：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也就是說必須做過編輯、記者）

第三條：發表過十萬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個要求，應聘者可在三個月內將簡歷和作品影印件寄往武漢知音雜誌社總編室。

這三條要求裡，也就最後一條我能勉強符合。這道希望之門，對我來說是一道門檻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後，我度過了好幾個不眠之夜。輾轉反側地考慮是否該向《知音》毛遂自薦。大名鼎鼎、全國發行量第一的《知音》雜誌，會把一個小學畢業生放在眼裡嗎？人家會不會看到我簡歷，就把它塞進了垃圾桶，同時鼻子裡輕蔑地“哼”一聲：開什麼國際玩笑，小學文化也想當著名雜誌的編輯、記者？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吧……

勇氣像潮汐一樣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終於，我想通了：無論結果如何，我要嘗試，我要爭取！如果連嘗試都不去做，何談成功的希望？有時候，機遇只給你一絲門縫，關鍵是你是否有勇氣去推開它。機會，有時就是一列失不再來的末班車，如不及時搭乘，將會遺憾終身。嘗試很簡單，只需勇氣。

於是，我將我所有發表過的作品全都影印了一遍。然後裝訂整齊，用特快專遞寄往《知音》雜誌社總編室。但是，我沒寫簡歷。不是忘記，而是故意沒寫。我希望《知音》雜誌社的領導被我的文章打動，而忽略我的學歷。郵走資料後，我虔誠地合十祈禱——命運之神啊，請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為將來的命運默默祈禱的時候，我接到中央電視臺《半邊天》節目編導沙碧紅的電話，她說是看到《新民晚報》上刊登的《打工妹飛出國門》的訊息知道我的，想約我做一檔節目。原來，就在我飛往香港和泰國參加筆會的同時，《新民晚報》有個記者不知從哪裡得到這條訊息，寫了一篇通訊，讓全上海人都知道：有個僅僅小學畢業的農村打工妹，因為勤於筆耕，被全國著名的《知音》雜誌社邀請出國旅遊……我回到上海後才知道，“趙美萍”三個字幾乎在上海家喻戶曉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謂的“名人”。

沙碧紅開門見山地說，她看了我寫的刊發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難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為主線，拍攝一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經歷。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打工妹代表。

上電視啊，而且是中央電視臺。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

採訪是在我的小屋裡進行的。狹窄的房間令攝像師趙布紅先生十分犯難。最後，他們讓我坐在床上，趙布紅將攝像機固定在床對面的角落裡，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縮著了。

令我難為情的是，我幾乎沒什麼漂亮衣服。沙導在我簡陋的衣櫃裡翻來翻去，只翻出一件白襯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條格子裙褲，加上一條揹帶，稍微有點洋氣的樣子。但因為是坐在床上，整個人看上去顯得臃腫。我暗暗懊悔，早知道這樣，該去買件新衣服的。

第一次面對鏡頭，我緊張得說不出話，臉漲得通紅，說話詞不達意，結結巴巴，沙碧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讓我放鬆點，自然點，不要緊張。我想放鬆，但是灼熱的燈光燒烤著我。我不得不頻頻喝水，使自己放鬆，但喝水時拿杯子的動作又是那麼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員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話：生活本沒有導演，但我們每個人都像演員，為了合乎劇情而認真地表演著。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個小時，直到深夜，總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導說第二天還要去拍服裝廠，她已經和服裝廠的王廠長和潘廠長都聯絡過了。

我一夜未眠。因為太過激動和興奮，我的偏頭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邊的腦袋裡就像伸進了一隻鉤子，不停地在裡面鉤動著神經。有時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樣，沸騰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著，像要尋找一個缺口，噴薄而出，粗漲的血管隔著面板清晰可見。每當偏頭疼發作時，百服寧就成了我的救命藥。

但是，這天的頭痛有點蹊蹺，我吞了一顆百服寧，用拳頭抵著額角，想努力睡過去。可腦袋像一座急於噴發的火山，沸騰著，狂暴著，折騰得我死去活來。我只得爬起來，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顆百服寧。從此落下禍根，每次頭痛，總要兩顆百服寧才見效。

又想起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難道註定所有“天才”都得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能修成正果嗎？

第二天的採訪十分順利，出乎我的意外，服裝廠領導還設宴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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