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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裡記載，劉文典曾這樣評價胡適：“適之先生樣樣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唐德剛說，這種說法是他從前輩鄉人那裡聽說來的。章玉政先生從目前可以查詢的材料分析，認為這完全是唐的一種道聽途說，他認為劉文典是從靈魂深處“敬愛”胡適的。

劉文典校完《淮南子》後，便開始校勘《論衡》。劉文典對於校勘《論衡》並無太多信心，他便寫信徵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對劉文典的決定表示支援後，劉文典便堅持不懈，將《論衡》校勘完畢。

劉文典校勘的《論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書稿交去後，商務印書館卻遲遲沒有動作。劉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決方法就是請胡適出面與商務印書館交涉。不久，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就寫信告訴劉，出版的事將全權委託胡適與劉文典細談。

商務印書館出版劉文典《論衡》一書，支付給劉的稿費較低。事後，劉頗覺後悔，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不廠（北大教授單不廠）所說的，弟有些東西不肯放進去，這話不的確的，弟並非膽小，實在是嫌定價少了，凡是費力考出來的，都想留著做我的讀書集志，價出足了，弟的膽子就會大的。”信寄出後，劉許久未收到胡的覆信，他心中很是擔憂，生怕胡責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許久之後，他終於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釋自己之所以晚回覆，是因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學者戴震誕辰二百週年的紀念之事，接著，胡適說：“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說，你有許多材料，非有重價，不肯拿出來。我後來曾婉辭勸你過，但我心裡實在有點不好過。我覺得你以‘書賈’待人，而以市儈自待，未免教我難堪。校一書而酬千金，在今日不為低價，在歷史上則為創舉；而你猶要玩一個把戲，留一部分為奇貨。”胡適的一席話，猶如當頭棒喝，劉文典後來做《莊子》校勘的時候，就寫信告訴胡適，稱與出版社“價好商量”。

劉文典的學術研究幾乎都與胡適的支援與否有關，他校勘《莊子》、《說苑》、《大唐西域記》等古籍時，都事先徵求胡適的意見，凡是胡適支援的，他便潛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適反對的，他便放棄。胡適對劉文典堅持校勘古籍也極為支援，他曾尋得一本《文選箋證》珍本，送給劉文典。

1930年，劉文典的夫人張秋華患病，高燒不退，情況甚是危機。這次又是胡適為劉文典排憂解難，為劉文典介紹首善醫院的院長方石珊。經過醫院的細心診治，張秋華轉危為安，不久便痊癒。事後，劉文典寫信給胡適，在信中劉感激涕零：“中國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類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薦醫生，如夢麟先生要打中醫救活蔡先生與吾兄之推薦方石珊救活內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無既，此樣菩薩心腸、英雄肝膽，真堪風世也。”

胡適不僅為劉文典解決困難，連劉的學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劉文典的學生李秉中著《邊雪鴻泥記》一書，無法出版，劉便請胡推薦給商務印書館。

劉文典回到安慶籌備安徽大學時，安大籌備委員會準備派遣教員廖景初到京、滬、浙等地的大學考察。為了讓廖順利完成考察，劉文典便寫信給胡適，請胡“多多援助，予以參觀的便利”。

40年代初，劉文典的學生陳福康準備到美國留學，但留學費用不夠。劉文典聽說中國人在美國青年領事館有半工半讀的機會後，便寫信給在美國任大使的胡適，請他為陳解決問題。

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胡適在考慮自己去向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好友劉文典，他準備安排劉文典一家去美國。他為劉文典聯絡好了在美國的具體去所，甚至為他們辦好了入境簽證，但劉文典卻拒絕了胡適的邀請，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祖國？”

接到胡適的通知後，劉文典頗為躊躇，猶豫再三後，他將此事告訴了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熊當時正在外地開會，得知此事後，讓人轉告劉：“暫時別動，等我回來再做決定。”從此，劉文典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朋友胡適之。

解放後，劉文典留在雲南大學任教，除了偶爾向學生提及他“十二萬分”敬佩的陳寅恪外，幾乎從未主動談起過胡適。50年代，批胡運動如火如荼，劉文典沒有任何口頭、書面形式的對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時，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點名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所以，胡適也成為批判的物件。在雲大的批判《〈紅樓夢〉研究》會議上，劉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輪到他發言時，他神色如常，用略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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