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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十年　序言（1）

題記：“希望是個好東西，或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

2008年的9月18日下午。我坐在電腦前，編輯一篇題為《雷曼不死，華爾街之難不消》的文章。三天前，這家有著158年曆史，誕生於電氣和機車時代的公司終於在金融海嘯中倒掉了。更早前幾天，我還在跟這家投資銀行的一位朋友聊天，她說，大家都在水中，水現在還在我們這裡。她指了指自己的下巴。但雷曼大船在瞬間沉沒了。

當我在為這家隔山跨海，千里萬里之外的投資銀行寫輓詞的時候，其實我所在的媒體也正面臨沒頂之災。當晚，雷曼兄弟的文章沒有最後簽發，報紙被宣佈停刊。

這次猝死與雷曼一樣，發生在一週之內。這張中國最早的財經媒體在沉默中銷聲匿跡了。

這張市場化媒體的消亡，並不像外界所想象的簡單的因言獲罪，真正令這張報紙戛然而止的，亦是來自華爾街的金融風暴。投資人的再融資受阻和國內廣告市場的嚴峻形勢，令到它的運營捉襟見肘。早在2008年初，當人們對這場“次貸危機”還茫然不知其厲害的時候，我們的投資人已經預言，“全球經濟要進入嚴冬了。”雖然這個組織體是如此的纖細，但亞馬遜蝴蝶的翅膀，還是扇動了中國的一張小眾報紙。

一年的時間，白駒過隙。到了2009年的9月1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翻出了一個老故事：因為偉大的，無所不能的巴菲特不會使用手機的某項功能，從而錯過了拯救雷曼兄弟的最佳時機。

故事說，一年之前的那個週末，金融世界陷入崩潰，巴菲特接到大量求助電話。週六傍晚6點左右，巴菲特准備出門參加加拿大埃德蒙頓的一個社交活動時，接到了巴克萊資本公司主管鮑勃·戴蒙德的電話。巴克萊銀行正打算收購雷曼兄弟，但他們在英國政府那裡遇到了困難，戴蒙德希望巴菲特能提供擔保，以便推動交易順利進行。巴菲特認為，這個交易計劃聽起來過於複雜，他很難透過一個簡短電話搞清楚，於是讓戴蒙德把具體交易計劃透過傳真發給他。但當巴菲特午夜時分回到酒店房間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什麼也沒收到。接下來，全世界都知道雷曼兄弟崩潰了，全球金融體系數天之內也陷入了一場全面的危機。

時間過去了10個月。有一天，巴菲特問女兒蘇珊，自己手機螢幕上的一個小圖示代表了什麼？結果，可想而知，那正是巴菲特一直等待的來自戴蒙德的語音郵件。

《華爾街日報》評論說，你永遠不想發現自己身處這樣的境地——一項事關存亡的交易完全取決於一位老人會不會使用手機。另一方面，拋開所有技術問題，你可能也會說，巴菲特在金融危機期間這麼使用手機真是“絕頂高明”。

每次讀到這樣的故事，都會陡增人們對於世界不確定性的感慨和唏噓。我們試圖判定歷史的規律或者邏輯時，卻發現，歷史往往就是偶然的事件所演化而來的。但是關於企業命運，真的是不確定因素造成的，還是冥冥之中註定要發生的？一個企業的組織機構何以在災難面前顯得如此脆弱，龐然大物如雷曼兄弟，小到我就職的那個媒體？

職業習慣讓我在不斷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因為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企業發生瞭如此眾多的標誌性的事件。汶川大地震後，企業界成為惟一遭到轟擊的群體，儘管他們的捐贈額佔到了全部捐贈的一半以上。企業家在佔有最多的社會資源，在社會中越來越多地擁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時候，這個群體本身在受到社會的豔羨的同時，卻沒有受到社會的尊重。

蒙牛十年　序言（2）

“三聚氰胺事件”更是中國企業界的一次整體信譽淪陷。這場災難過後，以往的行業先鋒、意見領袖，不是鋃鐺入獄，就是偃鼓息聲。外界指責謾罵、高談闊論、事後諸葛不勝其數。但我們的歷史不是由每個人寫成的嗎？在過去的幾年裡，這些人不還是代表成功和社會責任，被主流媒體和公眾所追捧？歷史究竟是怎麼發展而來的？都有什麼力量在推動歷史向著某個方向發展？

2009年7月8日，國企中糧集團入主蒙牛乳業。這是一個如此有況味的收購案，當三鹿公司的田文華被處重刑，深陷牢獄之災的時候，同樣在這場災難和混亂中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牛根生，卻有了如此不同，並且是一個看似並不悲情的結局——讓渡了自己一手建立的企業控制權，藉資本的推手去營造一個新的資本故事。中國的民營企業再次以依附於龐大的國有力量儲存自己的生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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