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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虧損是如何彌補的只要是赤字，無論其是顯性亦或是隱性的，都要設法進行彌補，否則改革難以為繼。20年改革程序，無論是改革的必要成本還是“四位一體”機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這種情況下，之所以沒有發生改革中斷，恰在於其內在的維持機制。

社會轉型期改革成本的補償，一般都採用增發貨幣，但這往往以高通脹為代價使經濟波動很大。按照麥金農的市場化次序理論，經濟市場化的次序，金融增長必須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財政基礎之上，否則將會被隨之而來的通脹所遏制。但中國改革程序中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仍保持高金融增長與低通脹格局，因此被他稱為“中國之謎”，這一點與前蘇聯、東歐等國家形成較鮮明的對比，之所以會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兩者改革初始的貨幣化程度差異巨大。世界銀行統計表明，俄羅斯在1990年的M2/GDP達100％，而中國1978年則為25％。較低的貨幣化程度原本是經濟發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這種不成熟，為中國在最初的一段時期內較為成功地推進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條件。改革初期經濟的低貨幣化狀態使制度變遷程序得以與經濟貨幣化過程同步推進，低貨幣化經濟具有巨大的吸釋貨幣供給的功能，不僅避免了“通貨膨脹陷井”的困擾，而且導致巨大的貨幣化收益。一種估算認為，1978年—1986年，這筆收益平均佔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佔GNP的5。4％，此間實際貨幣發行收益累計達8447。2億元；世界銀行甚至認為，1993年其最高額幾乎達到GDP的11％。這種巨大的收益，無論對處於下降過程中的中央財政，還是對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國有經濟，都是一種及時而有力的補貼，由此產生了減輕改革阻力，尤其是維持並增強了國家這個改革推動者的改革激勵績效。

僅靠貨幣發行收益，對國家這樣系統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補貼顯然是不夠的，尤其是對國有部門潛在赤字的顯性化抑制，還要求助於中國特殊的國家信用壟斷機制。中國迄今沒有像東歐國家一樣發生持續能貨膨脹，政府主導下的“漸進式”改革程序中，高儲蓄率和壟斷信用於國有銀行的金融制度，內生了對國有部門潛在赤字的維持機制。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1）中國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壟斷信用於國家銀行為典型特徵，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壟斷了70％以上的國民儲蓄。（2）國家銀行透過低貸款利率而將80％的資金投向國有企業，以維持眾多低效國有企業的繼續運轉，使國有企業部門發生的行業性潛在赤字不致顯性化，但卻使潛在赤字由企業向國有銀行轉移；（3）中國資本市場發育遲緩，尤其是證券市場發展遲緩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國民投資渠道和選擇，從而導致國有銀行儲蓄存款的持續高速增長，使四大國有銀行可以用新增儲蓄存款暫時彌補已生的資產損失，不致使其顯性化。

在中國改革推進程序中，非國有經濟在改革過程中得到迅速成長，可它在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的程序中，並沒有從國有銀行那裡索取多少金融支援。曾有人對1985年—1991年間非國有部門（包括鄉鎮企業和農業）所用貸款佔全部銀行貸款的比例作過測算，結果表明，最高的1988年也不過20。53％。但非國有經濟對整個經濟發展的貢獻卻是巨大的。據估算，工業總產值中非國有經濟比重1978年22。4％，1995年達69。1％；非國有經濟對瞀內財政收入的貢獻率1980年為18％，1993年達39。4％。這充分表明，經濟改革程序中的成本補貼，可以從非國有經濟部門那裡借入大量的金融剩餘，從而使政府在不徵收較高的通貨膨脹稅和不進行稅制改革的情況下，能夠提供一大筆滿足國有企業和中央財政、金融需要的補貼資金。

20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就是在貨幣化收益機制、國家壟斷信用機制和非國有經濟金融剩餘創造機制的有機配合下維持前行的，但顯而易見，這種維持機制的缺陷是內在的。隨著改革進入制度性創新和結構性整合時期，其弊端已日益顯現。

首先，貨幣化程度低，僅是市場化程序一定階段的特徵，貨幣化程度會隨著市場化程序不斷提高的，這就必然會對貨幣發行本身提出逐步嚴格的貨幣化水平限制。隨著貨幣化指標向100％靠近，貨幣發行收益將會遞減，直到消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長期依賴於貨幣化發行收益去彌補改革成本和財政赤字，終究會引起高通脹，換言之，中國的貨幣化過程和高金融增長最終也會陷入“通貨膨脹陷阱”。據有關研究表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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