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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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堂官未能事先預防，均有應得之咎。大學士明亮管理兵部旗務，舊有勳績，現已年老，不能常行到署，著革去大學士並降其五級。兵部尚書戴聯奎、左侍郎常福、曹師曾，右侍郎常葵，先行摘去頂戴，俱交部嚴加議處，五日內具奏。”

莊親王綿課，留京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等接諭後急忙拘來兵部有關人員審訓，首先訓問兵部監印吏鮑幹，因為正是鮑幹在三月八日向兵部報告說行印丟的。

鮑幹供曰：

“兵部有堂印和行印兩枚。堂印留兵部，行印隨皇上出巡。初七日皇上啟蹕，小的到庫中取印時，抱起匣子，覺得極輕，心裡大驚，於是開啟一看，印證了我心中的懷疑：匣內空無一物，哪有大印的影子？小的頓時嚇出一身冷汗。大驚之後，小的想搪塞了事，小的想：如今天下太平，皇上出巡怎能用得著行印，不如匿而不報。若今後發現行印丟失，只說這印不是我丟失的，是隨皇上出巡丟失的。於是小的便不動聲色，把車駕司的行印裝在盒子裡，攜帶出來。初八日，小的越想越後怕，即使沒有戰事，萬一皇上在出巡時要撤換哪個將領，用行印卻發現不在，我這隱匿不報的罪過豈不更大？於是就把丟印的事說了出來。”

綿課等再問鮑幹其他問題時，他便什麼也不知道了。又連天加夜地訓問了二日，鮑幹仍如是說，綿課等遂把審訓結果報嘉慶帝。嘉慶看罷大怒，遂向留京王大臣諭曰：

“據兵部奏聞，兵部行印與行在武選職防及武舉關防等司印貯藏在同一大箱，存於庫內。各印均為銅質，唯兵部行印及用印鑰匙牌系銀質。三月七日取印時，箱內銅鑄各印俱在，唯有銀印及銀牌遺失，而貯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庫內舊稿堆上尋獲的。如此，則鮑幹所言純為虛假之詞，爾等應思：各印既同貯一箱，何以只將銀印和銀牌竊去？竊賊倉猝間哪有餘暇將印箱移置高處？而銀鑰匙及銀鑰匙牌所值無幾，為何一併竊取？爾等對重要關節不問，只在無關緊要處拷詢，實為愚蠢！”

綿課等接諭急訊的幹，問：“誰人與你一同進庫取印？”

鮑幹曰：“紀洪。”

綿課差人急把紀洪找來，紀洪道：“小的從沒有與鮑幹一同去取印，與他一同去的是任丘。”

於是又把任丘傳來，任丘道：“是小的與鮑幹一同取印，但那時行印確實是丟了。別的小的就不知道了。”

綿課一直七八天連夜熬訊，鮑幹、任丘再也說不出什麼新東西，於是綿課奏曰：“鮑幹身體虛弱，未便刑求。”

嘉慶大怒，於行營中連發數諭斥綿課、曹振鏞、英和等無能。

綿課等人想，也許審問的路子不對，於是查起其他人來，查訊了一個月，果然有了收穫。把總郭定元持有蓋著兵部關防的信札。提審郭定元時，郭定元供稱這些信札是兵部周恩緩給他的。提審周恩緩，周又供稱說，他曾與鮑幹商量，盜用關防，目的未遂，便串通掌管空白札的沈文元，取來空白信札交給郭定元。

綿課、曹振鏞、英和等以為案子有了重大突破，遂把兵部信札及審訊情況奏報嘉慶帝。

嘉慶帝接過奏報，看了看信札，氣得雙手直抖：“昏庸，昏庸，無能，無能……”

隨侍王大臣見他臉色鐵青，不知皇上為什麼生氣。不一會兒，皇上道：“這郭定元所持信札上的印信，實系兵部堂印，並不是行在印信。其年月墨筆字跡，也是用印在前，書寫在後，與遺失行印一事毫無關涉。此案應另立案查處，即使有關涉，對這等信札怎能看不出是堂印印信而非行在印信。”

綿課等接到聖諭，又感到線索全無。不久皇上諭示又到，諭曰：“鮑幹、周恩綬等顯然是捏造謊言，其說前後矛盾，連其在庫中取匣一節的供稱，也明顯有假，對其必須嚴審！”

刑部經連日審訊，兵部堂書鮑幹又稱：“去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圍抵京當天，已將兵部行印與知武舉關防及各司行印同貯一箱入庫。堂書周恩綬曾於九月十三日請領知武舉關防，於當月十七日送回貯庫。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請領兵部行印時，才查知印已遺失。當即派人四處尋找，庫了康泳寧在舊稿案堆上將空印箱尋獲。”

嘉慶帝接到奏報中的審訓結果，又是一陣氣惱，這供詞中的紙纓之處也太多了？分明是一篇謊供。嘉慶帝遂諭令留京王大臣等嚴切追問堂書周恩綬並飭知行在兵部，將上年隨圍的領催書役人等已來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軍統領衙門派員解部歸案。

四月初三日，嘉慶帝回到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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