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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綠島監獄的生活，林書揚感慨地說，沒有這一段集中營生活的磨難，他今後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樣了。在集中營裡，獄方的迫害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獄方製造的冤案。如在某人筆記本上改動幾個字，將原意歪曲，然後以此為名，將那人拉入“碉堡”刑訊逼供，以圖詐出那人或他人尚未交代的案情。二是突擊檢查。即乘“###”不備或外出勞動之機，全面檢查營內每個人的床位，一旦發現筆記中有“反動”或不滿言論、違禁書籍，輕則以“抗拒改造”為名施以酷刑，甚至處死。在政治迫害的同時，更是對“###”施以難以承受的苦役。“###”在集中營裡的大部分時間被強迫勞動，不是到山上去砍樹木，就是到海邊去搬運大量的石頭壘獄牆。收工後獄方要檢查每人任務完成的情況，達到標準的被認為是合作者，否則難免遭到毒打。然而這樣的“合作”是難以長期維持的，因為無人可以有足夠的體力來長期支撐這種“合作”，更何況一個不屈的心靈怎會指揮它的身體去長期屈從特務們的指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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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肅清”烏雲密佈（3）

1984年底，林書揚成為最後兩個被假釋的“###”之一。出獄後的林書揚，已由25歲的青年變成年近花甲的老人。不久，他與一位“###”的###結了婚，兩顆飽受磨難的心彼此撫慰，但他們沒有自己的兒女。為了解決“###”出獄後大多沒有正式職業的實際生活困難，出獄兩年後，林書揚發起組織了“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有近千名政治受難人參與其中，佔整個政治受難者總數的1/3，他被大家推選為首任會長。以“互助會”的成立為標誌，林書揚正式投入“反獨促統”的運動之中。1988年他參加臺灣“中國統一聯盟”的籌備工作，擔任“執行委員會委員”；1990年參加臺灣“勞動黨”的建黨工作。他一直為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而奮鬥，為維護勞工權益而奔走。

此外，包括原國民政府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原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及原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等人也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動謀反”的罪名而遭殺害，其中又以“吳石案”最為典型。吳石原為國民黨高階將領，在大陸期間由中共地下黨策反，提供蔣軍佈防機密資料。1949年，吳石奉命跟隨國民黨來臺，利用其軍事首腦的地位，收集機密軍事情報以作為解放軍進攻臺灣的參考。1949年11月，中共華東局派朱諶之利用在臺的親戚關係進入臺灣，與吳石聯絡傳遞情報。朱諶之與吳石一共見面7次，同時又與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絡。1950年2月，朱諶之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盤托出，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諶之，並將吳石隔離審訊，查出一批擔任其內線的高階軍官。

國民黨當局濫殺、捕殺中共地下黨員、左翼人士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臺北街頭、火車站、公共場所，處處可見臺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佈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第一字幕就是“通匪者殺”。

臺灣學者王歡所著的《烈火青春》是這樣記載的：1950年5月14日，宜蘭羅東鎮上有一戶馮姓人家，門口斜倚著幾個年輕女孩，這是馮家20歲的女兒馮守娥和她同學在屋前納涼閒聊，天南地北，還不時傳來陣陣歌聲。突然，銀鈴般的笑語戛然而止，少女們抬頭望著突兀的來人，對這幾個不速之客，馮守娥直覺不妙，好像大禍要發生。來人走到她的面前森然地開口，“馮守娥在這裡嗎，她人在哪裡”，一群人七問八問地就認出了馮守娥。他們說要找她去問話，她只好跟著他們走了。“才一小段路，我看見離我家不遠處停了一輛吉普車，車上有七八個人，我赫然發現我哥哥也在裡頭。車上有一個人，似乎被打得不輕，當時他指認了我，我就這樣被帶走了”。現年68歲的馮守娥回憶著當年被捕的情景。這一去，4個多月音訊全無。馮家親人不知道這兩兄妹為何被捕，也不知道他們下落何方。這一去，懷抱著讀書救國理想的少女，被投入黑獄中困鎖了10年的青春，而她的胞兄馮錦輝在1950年10月遭槍決。

高雄女中英語教師陳永生因不滿“白色恐怖”，向友人說了孫中山先生主張“容共”，但是現在的政策卻和孫先生的政策相反，被人檢舉於1952年被捕入獄，判處死刑。國民黨還以“涉共”罪名逮捕錢靜芝等35人。1951年，張伯哲等63人被控以秘密結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形式討論當局施政情況，並以激烈文字張貼標語，抨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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