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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國家的民族自由人士。阿拉伯知識分子討論著巴勒斯坦是否應該成為敘利亞或埃及的一部分。戰爭期間，一個名叫伊赫桑·圖爾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輕人寫道：“埃及的總督應該是巴勒斯坦和漢志的聯合國王。”而卡里爾·薩卡基尼寫道：“讓巴勒斯坦加入敘利亞的想法迅速蔓延開來。”拉吉卜·納沙希比建立自由學會，要求聯合敘利亞，侯賽尼家族則成立阿拉伯人俱樂部。兩者都對《貝爾福宣言》懷有敵意。

1917年12月20日，羅納德·斯托爾斯抵達耶路撒冷，出任軍事總督——也許正如他所說，他的職位“就跟彼拉多一樣”。

東方的斯托爾斯：仁慈的當權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廳，斯托爾斯無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著睡衣的巴頓將軍（Goneral　Borton）。巴頓說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讓人忍受的兩樣東西就是浴室和床。”偏愛白色西裝和豔麗胸花的斯托爾斯發現“耶路撒冷的糧食供給不足”，同時也認識到，“猶太人的生活沒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險”讓斯托爾斯感到興奮，但他也像許多新教徒一樣，不喜歡聖墓大教堂的戲劇化風格，還把聖殿山看作一個“聖馬可廣場和三一學院大展廳的壯麗結合”。斯托爾斯覺得他天生就註定統治耶路撒冷：“能夠透過書面或口頭命令賞善罰惡，能禁止一切褻瀆神明的事，能提升執掌權位的能力，做一個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仁慈的當權者。”

斯托爾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這個愛慕虛榮的帝國官員是牧師之子，也是個劍橋古典學者。他“帶有驚奇的世界主義立場——就一個英國人來說”。他的朋友勞倫斯鄙視大部分官員，但認為斯托爾斯是“近東最傑出的英國人，儘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樂、文學、雕刻、繪畫等世界優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很精明能幹”。他記得，曾聽到斯托爾斯用阿拉伯語、德語和法語討論瓦格納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執的腦袋讓他很少能透過忍辱來取勝”。斯托爾斯以工於心計和陰謀著稱，這讓他獲得了“東方的斯托爾斯”的綽號，這個綽號得名於開羅最坑人的一家商店。這個非同尋常的軍政長官著手復興滿目瘡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雜牌軍：仰光銀行的一名出納，一名演員經紀人，兩名托馬斯·庫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畫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產估價師，一名來自尼日的水手長，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師，一名風琴演奏者，一名亞歷山大的棉花經紀人，一名建築師，一名倫敦郵局的低階官員，一名來自埃及的計程車司機，兩名小學校長和一名傳教士。

僅在幾個月內，斯托爾斯就成立了親耶路撒冷協會，受到亞美尼亞軍火商巴希爾·扎哈羅夫爵士和美國大富豪安德魯·卡內基的夫人和小J．P．摩根的資助，協會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變成“二流的巴爾的摩”。

沒有人比斯托爾斯更鐘情於耶路撒冷的頭銜、服飾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賽尼家族成了朋友，＇8＇後來還與魏茨曼，甚至雅布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爾斯認為“沒有軍官比雅布廷斯基更勇敢，也沒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養”。魏茨曼承認雅布廷斯基“在言行舉止上不太像是一個猶太人，雖然長得有些難看，但極富吸引力，講話得體，具有騎士的風範，帶有一定程度的俠義精神”。

然而斯托爾斯發現復國主義的策略是“一場噩夢，反映了那句土耳其名言：‘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復國主義者就開始懷疑他毫無憐憫之心。許多英國人鄙視雅布廷斯基，也鄙視身著類似軍服的卡基腰帶昂首闊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周圍的俄國猶太人，並認為《貝爾福宣言》是不切實際的。一個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將軍交給魏茨曼一本書——這是這位復國主義者領導人首次見到《錫安賢達議事錄》（簡稱《議事錄》）＇9＇——“你會發現，這兒的許多英國軍官背囊裡都有這本書，而且他們也都相信裡面的說法。”將軍警告說。在《議事錄》尚未被曝光為偽作之前，由於復國主義有英國的支援，而布林什維克的俄國又明顯受到猶太委員們的支配，因此《議事錄》接受度很高。

斯托爾斯“心思非常縝密”，魏茨曼觀察到“他是每個人的朋友”，但這位軍政長官卻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殺”，他和這些吵鬧的“愛好俄式茶飲的復國主義者”及迪斯累利毫無共同之處。當斯托爾斯向首相報告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抱怨時，勞合·喬治厲聲說：“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話，你將會失去工作。”

儘管阿拉伯人對《貝爾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還是維持了兩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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