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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後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廣韻》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覽》二事，《元和姓纂》—事，《春秋後語》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贊》一事，《藝文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注《史記》一事，張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事，省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壬”，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己。某以所聞見，以為集註，補高誘之亡雲。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思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採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

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校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臼裡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

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業姚宏亦注是書，雲得會稽孫樸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遊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

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區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屈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吳師道曾序跋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

夫滅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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