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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與老子教育的區別（3）

孔子的智慧儒學教育觀，原儒形態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代表著人類在進入慧性被完全遮蔽時期以後必須恪守的智慧學習方法。雖然歷史上老子和莊子都曾經批評過他的思想，但都並不是徹底地否定。因為人類智慧時代的出現，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和過程。孔子教育學的名言，是“學而時習之”“思而不學則殆”。這一教育學的名言，是高度符合單純進行人類左腦記憶開發教育的至理名言。而且，他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原則，規範著智慧教育的基礎和方向。所以，孔子的原儒智慧教育思想是社會程序中的必然產物，符合著社會的必然需求，因而成為儒學智慧教育、左腦智慧開發教育的一代開山宗師。

但是，漢代的改良儒學，違背了孔子所創立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原則，對孔子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的篡改。不僅提出了反人性、違背生命平等的三綱學說，而且對教育發揮的則是：知識越學習的多，積累的資本就越多，功名也就愈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學海無涯苦作舟”，智慧學習成了自找苦吃，不達目的誓不休，由此而誕生出“頭懸樑”、“錐刺股”等等刻苦的自虐式的學習方式，都是為了積累知識，從而“屯貨居奇售帝王”，以換取一官半職。這就是他們的教育思想。像在宋明的時候，他們直接就這樣公開在教育中倡導。孔子對智慧教育的創立和奠基，卻為他的後來者鋪平了勝利成功之路。漢代以後智慧儒學的受益者，最終都是名利雙收，於己、於家、於國皆有利。其實，改良儒學教育的目的，是巧妙地順應和滿足人類的私心貪慾，促生、促成人們的執著與妄想。

改良儒學，在拋棄了孔子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教育原則以後，雖然以孝道立教言，卻並未超出家庭的小私，並非大公。儒學的仁愛，無法步入“以百姓之心為心”的天下為公，缺乏普世價值的終極關懷和眾生平等的胸襟。像漢朝提出的三綱五常，就將中國長期禁錮在與西方教育、社會體制格格不入而落後一個臺階的窘境之中。什麼“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完全失去了老子所提倡的那種眾生都是道生德養的平等觀，在道德面前人人都應當平等，用道德來保持人類的平等。他違背了這個原則。因此，智慧儒學教育的這種培養模式，二千多年來一直是“十年寒窗為做官，名利場中爭短長。”一旦獲得了名利以後，那就拼命維護，去爭奪，演出了一場場反覆登場的忠奸互鬥，你死我活，粉墨登場，轟轟烈烈。皇帝則用名利作為法寶，將儒士們玩弄於掌股之間，收為鷹犬而用，苦難的始終是平民百姓。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所開創的儒學智慧教育，在漢代經過全面的改造，終於成為智慧文明社會時期的總代表，成為智慧思維法的“至聖先師”，孔子的原儒，是中國智慧教育學的導師，但是要注意智慧教育法並非慧性思維法、慧智同運的教育法。他所開創的儒學智慧教育，雖然是優秀的，卻並非最全面和最正確的。與西方亞里士多德為代表所創立的西方智慧教育內容相比，就存在著孔子的繼承者們並未能將智慧教育全面地推進和發展，而是停留在原地，將原儒改造成皇家的御用文化。這一部分內容，恰恰又正是中國教育界導致整個社會落後於西方智慧教育的原因。因而智慧教育的世界中，絕無所向披靡的天才，只會存在攻無不克的團隊。中國漢代的儒學界，正是這樣的一個“優秀”團隊，他們運用孔子的原儒思想，經過削足適履的改修，迎合皇權需求，成功地登上了獨尊的寶座。

所以，歷代國器在手的皇權者們全都極力推崇孔子，借用道學對人類品質分類法的名稱，用“至人”、“聖人”對孔子進行褒揚。在當今世界的今天，人類對於左腦智慧思維侷限性的認識，已經越來越明朗化，正在自然地尋覓著慧性右腦思維的迴歸，我們也應當正確地分析這些歷史現象，不應當讓儒學唯智教育法遮蔽住比智慧教育法更符合大道自然規律的老子慧性教育法的復興。

老子的慧性教育觀與孔學不同的重點，是老子提出的“益損”教育之法。

“益”，是“善”、“正”、“德”的智慧教育培養，是大腦皮層有序化的整理，是益於智慧意識建立正識、正意、正覺、正念的學習積累；

“損”，是弱其志，轉化清除體內怒、悲、喜、恐、思五志的生成，規範和制約智慧意識中的三個體元聯合起來產生“惡”、“邪”、“魔”三種心識、意識、智識的可能性，全面清除智慧意識的代表識神阻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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