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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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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天樞後來在記述這段“事輯”的按語中寫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陳寅恪)赴英倫之舉或終能成行。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復,不致終於失明。”蔣氏慨嘆:“天歟,際遇之不幸歟?”

【命運】

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時的助手、後為清華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說:“那時候左右分明,中間人難於立足。他(陳寅恪)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他不贊成俄國式共產主義。”這個記錄,與抗戰時期陳寅恪在成都燕大與學生石泉所談極其相似,此一思想觀念伴隨了陳氏一生。

1948年12月,當北平解放戰爭打響的時候,陳雪屏等人的“搶救學人”計劃也開始了,當浦江清告訴陳寅恪此事時,陳僅表示已知此事。隨後胡適找到北大校長辦公室不掛名的秘書鄧廣銘,急切地詢問能否找到陳寅恪,並謂昨日南京政府來電,說今日派專機抵達南苑機場,“搶救”胡與陳寅恪等著名教授離平。鄧廣銘在陳寅恪大嫂(陳師曾遺孀)找到陳,把胡適的囑託向陳複述一遍,並問是否願意與胡氏一起離平南飛。陳寅恪頗為乾脆地回答:“走。前許多天,陳雪屏曾專機來接我。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坐的是國民黨的飛機,我絕不跟他走!現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當晚,鄧廣銘到東廠衚衕與陳寅恪話別,陳對鄧意味深長地說了下面一段話:“其實,胡先生因政治上的關係,是非走不可的;我則原可不走。但是,聽說在共產黨統治區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體多病,離開美國藥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陳兩家趕至中南海,下午從勤政殿門前換乘傅作義的坐駕,順利穿過宣武門抵達南苑機場,乘機飛離北平,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當胡、陳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飛機時,王世傑、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等前往機場迎接。亂世紛紜中,陳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便攜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維弟弟俞大綱家中住了下來。一個月後,陳寅恪沒有踏上赴臺的船板,而是轉赴廣州嶺南大學任教,自此,終生留在了嶺南這塊潮溼溫熱的土地上。

按美籍華人學者、“國民黨的同道人”(李敖語)余英時的說法,身處嶺南的陳寅恪和夫人唐篔曾為去留問題發生強烈爭執,唐篔執意要走,因此隻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無招牌的私家旅館”,後來陳序經做工作後派人迎還。陳寅恪事後深深佩服夫人的遠見,後悔自己沒有及早謀身遠去,《柳如是別傳》就是陳氏的懺悔之作云云。但據美籍華人學者汪榮祖考證,陳和夫人並無去留爭執,因而餘氏的結論只能屬於胡言亂語一類。

【晚景】

1954年龍潛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他點名批判陳寅恪的思想,過後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後來龍潛在檢討時這樣表白道:“我對陳寅恪的問題考慮不周,和了他三首詩,在會場上唸了兩句,後來到了北京,許多領導同志都問到陳寅恪,我才知道問題不是那麼簡單。”

1961年陳寅恪與郭沫若見面。郭主動對過去兩人的不快作了“解釋”,並徵詢陳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陳寅恪真摯地提出應組織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華》;並雲自己需要圖書資料和因寫《錢柳因緣》希望得到特製稿紙。郭沫若概允並踐諾。

1961年,陳寅恪辭別專門來探望自己的吳宓,為賦詩曰:“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丸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死離別看。”其後果不復見。

1966年7月,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階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汙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而隨著陶鑄被打倒,一直頗受陶氏關懷的陳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黃萱被趕走,當年受陶鑄直接關懷而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住居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於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怖驚悚。接下來,大字報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唐篔說:“人還沒死,已先開弔了。”

此後,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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