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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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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隻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殺,梁啟超寫了一文《暗殺之罪惡》以自辯,文中寫道:“有人以為,暗殺了這種對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著大變化。其實不然。某名士之死,對政局轉變的好壞雖有所影響,但無法根本改變。況且政治現象是由全社會勢力所造成,其嶄露頭角的人物,不過是此種社會勢力所代表。若暗殺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則第二流的好人必繼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沒有第一流的好人賢明,這就會減緩或推遲社會的進步。若暗殺的是第一號的壞人,則第二號的壞人也會繼而代之,而第二號的壞人比第一號的壞人更差,則會使社會的惡分量增加,效果更壞。”

梁啟超把經濟學說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學科,定為中國的“救亡之學”。

【學術】

梁啟超一生高文博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設專條介紹梁氏生平業績的,有《新聞出版》、《教育》、《中國歷史》、《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中國文學》等8卷。另有《宗教》、《社會學》、《地理學》、《農業》、《戲曲》、《體育》等十多卷,在敘述各該學科發展時,都講到他的貢獻。

梁啟超博聞強記,讀書極雜,知者甚多。一次宴會上,胡適說:“中國古詩很多,詩人都吃肉,就是沒有人寫過豬。這個牲畜沒有人作過詩。”梁啟超馬上反駁:“不見得,清朝乾隆就寫過‘夕陽芳草見遊豬’的句子。”乾隆一生詩作無數,佳作甚少,少有人讀,由此可見梁讀書之雜。

梁啟超因參加護國運動,被袁世凱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與同伴走失後,他寄居於一個小牧莊,大病一場,差點命喪於彼。病稍好,他便寫出了《國民淺訓》一書,他在自序中說:“病既起,念此閒暇之歲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負,乃奮興草此書,閱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啟超和蔣百里一起遊歷歐洲。回國後,蔣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請梁為之作序。不料梁一動筆便一發不可收拾,洋洋灑灑便是8萬字,比蔣的正文篇幅還大。蔣啼笑皆非,只好請梁單獨出版,併為梁的書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學術概論》。後來梁啟超又將此書補充至25萬字,是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為學生講解賈誼的《治安策》,全文七千餘字的,梁且講且背,並不看書。學生很是驚訝,梁笑著說:“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麼能上‘萬言書’呢?”

梁啟超曾在清華演講《情聖杜甫》,他說:杜甫在寫《石壕吏》時,“已化身做那位兒女死絕,衣食不給的老太婆,所以他說的話,完全和他們自己說的一樣。……這類詩的好處在真,事愈寫的詳細,真情愈發揮得透徹。我們熟讀他,可以理會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梁啟超認為:“史學為國學最重要部分。”他的國學研究,始終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他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專著。

在經歷了政治的失敗後,梁啟超認識到:“在中國政界活動,實難得興致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透勸皆如擊空也。”從此,梁啟超專心問學,不再關注政治。

梁啟超潛心研究學問,以西學的方法研究中學,“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他希望重新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批判地總結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從歐洲回國後,梁啟超就與胡適等人發起整理國故的運動,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

梁啟超在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陳達曾在清華擔任《清華學報》總編輯,一天,他對學生梁思永說:“你跟老太爺說,讓他來篇稿子吧。”很快,梁啟超的稿子就送來了,陳達說:“出乎我意料之快,這篇文章是寫的中國學術的地理分佈,只說了幾天,就送來了。我一看,可了得,裡面寫了中國有史以來各學派的地理分佈,各學派的內容和比較,各學派的代表人,這些人的下面又有幾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稱,地理分佈,如廣東是什麼派,浙江是什麼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觀。這篇東西,如果讓我來寫,起碼得半年。”

梁啟超治學勤懇,生活極有規律,無論冬夏,五點起床,每天工作十個小時,連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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