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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很推崇王安石，認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為’來替代‘無為’”。王安石的詩，“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是胡適最愛題贈給別人的詩句。

胡適對齊白石極端欽佩，曾經與黎錦熙、鄧廣銘合編一部《齊白石年譜》。

胡適是比較老派的文人，講究讀書致仕。因為母親嚴厲，胡適少年老成，被戲稱為“糜先生”。據說有一次，胡適跟夥伴們擲銅錢玩，一位老農見了非常吃驚，說：“糜先生，你也玩這個呀？”胡適一聽，羞愧難當，頓覺失了身分。

胡適早年在上海曾有過一段浪蕩無羈的生活。在一個雨絲紛紛的傍晚，胡適大醉後在回家的路上與警察爭鬥起來，當晚被抓進監獄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適對著鏡子打量自己青腫的臉時，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開始懊悔了。此後，胡適在朋友的幫助下關起門來發奮讀書，終於考取了當年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

有一回，胡適路過青島，遇到梁實秋呼朋聚飲。胡適看到他們豪飲的盛況，趕忙取出鐫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戰。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也是新詩運動的先導，他為此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並將自己的一本詩集命名為《嘗試集》。但是他的新詩往往拘泥於舊體詩的格律，尤其是韻腳，大多遵循古代漢語的韻部。比如，《嘗試集》的第一首詩《孔丘》：“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至”和“廢”在詞韻裡是通用的，在現代漢語裡則完全不押韻。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都是驚世駭俗之論，其中有幾篇文章倡議“隻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張“非孝”，認為孝敬父母，罪大惡極。一般人並分不出哪一篇是陳獨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適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時的印象，胡適之對父母，一定是屬於非孝一類的。但是胡適卻極為孝順。他父親早逝，所以他得到父親的溫情很短，但他六十三歲回到臺灣，他不但把父親的遺作出版和整理，還替父親立了一個很堂皇的紀念碑。在他寫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親對他的慈愛，“八年的家鄉教育”，完全是他母親一手栽培的。

胡適的婚姻也由母親一手安排。他從小與江冬秀訂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說：“他的立身處世，卻完全符合中國的倫理之道。他對母親非常孝順，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長作主訂定的，在結婚以前，兩人沒有見過面，可是他對夫人終身敬愛，到老不變。總統挽適之先生說：‘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真是非常允當。”胡適還說過“中國人的舊式結婚，是先結婚後戀愛”的名言。

胡適膝下有二子，長子胡祖望，得名於胡母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漢學如一座大山擋在中國學人的面前，當時的大師們如陳垣、陳寅恪等都有些焦慮。陳垣曾對胡適說：“漢學正統此時在北京呢？還是在巴黎？”兩人相對嘆氣，盼望十年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

抗戰期間，胡適任駐美大使，兩個兒子先後到美國讀書，僅一年學費就得兩千多美元。胡適頗感壓力，一面寫稿賺取稿費，一面四處演講，“替兒子籌備一點美金”。孔祥熙知道後，立即匯了3000美元給胡適，胡適係數退回。

1948年底胡適倉皇離開北平，只帶了夫人，沒帶小兒子胡思杜，有一種說法是臨時沒有找到人；一種說法是胡思杜不願意隨父母南行，具體原因不明，胡思杜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另有一種說法來自他後來的秘書胡頌平，胡適夫婦上了飛機，人們問為什麼只有他們兩人，胡適回答：“通知上只寫接我，卻沒有說可帶孩子。”書生氣的胡適讓機上所有名流、學者無不為之動容。

【新知】

胡適在1916年10月給陳獨秀的信中列舉了新文學的八條原則：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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