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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說：“我一生的是非曲直，當由後人評說。自己為人處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獨立思考，表裡如一。”

民國初年，梁漱溟從北京順天中學堂畢業報考北京大學，不意未取。他回家發憤說：“我今後一定要夠得上叫北大請我當教授！”

梁漱溟向來對金錢看的淡之又淡。20世紀40年代，梁漱溟在重慶北碚辦學，經濟困難，為維持學校費用，他把夫人的結婚戒指都變賣了。在香港辦《光明報》，他是社長，薩空了是經理，他給自己定的工資是月薪100元，給薩空了定的卻是200元。因他生活節儉，獨自在港，花銷小；而薩空了全家在港，負擔重，梁並又把自己100元工資的一半貼給了薩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時，兒子梁培恕不願意接受後母，抄一首寫孀婦的詩“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給父親看。梁漱溟看後點點頭，就算父子交換意見了。

抗戰中，梁漱溟在重慶辦學，有反“政府”之論，沈醉帶特務闖進學校去查辦他。梁漱溟則正氣凜然，針鋒相對：“我這是小罵，對你們，對抗日有好處，如果你們仍不改悔，我今後還要大罵。”

梁漱溟作詩評論郭沫若：

〖淡抹濃妝務入時，兩朝恩遇鬢垂絲。

曾經招對趨前席，又見謳歌和口詞。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詩。

民間疾苦分明在，辜負先生筆一枝。〗

梁漱溟始終把毛澤東當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的生日壽禮。94歲的梁漱溟在追憶當年那場論爭時檢點自己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理解的，沒有什麼。他們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這兒的“他們”顯然包括周恩來。

周恩來曾說過樑漱溟想“升官發財”、“一貫反動”，梁漱溟並不介意。他認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會因為發生一件事情而改變對周的認識”。

“文革”中，他對批判者說：“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鬆，則不帶勁，那倒不好。”

梁漱溟對梁啟超向來敬重，然在紀念梁啟超一文中不獨表彰他的功德，還評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與熊十力交誼亦深，但在追憶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錯失。梁認為“學術天下之公器，忠於學術即吾所以忠於先生”。以為只有此舉才不負40年的交誼。

94歲時，有人問梁漱溟對近幾十年中所受苦難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雲流水，不足掛齒。”梁漱溟說：“‘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來的，很突然，思想上沒有準備。物質上受了點損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戶，全中國的千家萬戶都受到騷擾。我的女人吃了苦頭，我還好，活了下來，歷劫嘛！所有的字畫、簡牘、圖書都燒燬了。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沒有什麼。不過，思想是銷燬不了的！”

【泰然】

“無我為大，有本無窮”。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聯語。對於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之說，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袁鴻壽先生在桂林七星巖請他吃素席，飯後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袁鴻壽大驚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則鎮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敵機彈雨之中安然打坐，人問其故，他說：“我尚有大業未成，不會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出了戶外，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家屬的再三勸告下，最後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後門的草地上露宿。

【溫和】

上世紀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講演《人心與人生》，要收點費，聽者每人一元。這個點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認為收一點費的目的“是真想讓人來聽，或因花過錢而注意聽，否則不免有人隨便入座並不真有興趣聽。”但他又恐怕有的學生沒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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