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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讚譽蔡元培說：“千百年後，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嚮往的境界。”

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來論事的，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

十、胡適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原名嗣貳����軼U，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自恃】

1917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義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

1919年，北大決定取消文、理學長，改設教務長統管文、理、法三科。北大當時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較強，雙方對此職務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適甚至毛遂自薦，結果遭到理科的強烈反對。最後經過商量，決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選人，然後三選一。理科推選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選的是陳大齊，法科推選的是馬寅初。結果，蔡元培為了避免文理之爭，投了馬寅初一票，馬寅初因此當選。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週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編委七人：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七個人實行編委輪流制。當時錢玄同和劉半農在《新青年》上化名寫文章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而由他自己來編。沈尹默對他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魯迅兄弟二人也反對他，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適才作罷。

北大哲學系有幾位名教授，有打“哲學對臺”的傳統。胡適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紅樓打過“哲學對臺”。二人同時在樓上樓下的兩間教室裡講課，胡適主張用西方文化代替東方文化；梁漱溟認為只有中國文化的復興才是人類的出路所在。二人各執己見，學生好奇，不免向老師發出疑問。於是，胡適議論梁漱溟，說：“他連電影院都沒進去過，怎麼可以講東西文化，印度哲學？豈不同‘持管’、‘捫燭’的笑話故事一樣？”梁漱溟在回答學生的疑問時，則說：“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學，正犯著老聖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毛病。”惟聽講的人都佩服他們學問精湛，各有專長，而且又都有專門著作，所以這出對臺戲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況不稍衰退。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的日記，胡適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能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1943年，胡適評價馮友蘭：“馮友蘭雖曾出國門，然實無所見。……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1947年，馮友蘭過訪紐約，聽說楊紹震夫人許亞芬的碩士論文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不禁喜形於色，期期艾艾地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胡適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標點。

胡適對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的歷史地位頗為自負，他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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