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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冬，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教育，出國期間，由蔣夢麟代理其校長職務。當時，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經費，各校教員領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請願，反被警衛毆打，因而宣佈罷教。後經北平師生的努力鬥爭，北洋政府意識到事態嚴重，才為各校教員補發欠薪，並表示歉意。各校才開始復課。蔡元培回國後，聽說此事，大為不滿，召集北大教職員痛切地說：學校教育青年，教職員應為學生模範，豈可因索薪罷教，貽誤後生？如果認為政府太壞，不能合作，儘可自動辭職，另謀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驚覺反省。豈可既不離職，又不盡教學責任，貽誤青年？他堅決要求把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而領得的薪水，交出歸公。教職員都接受了蔡的提議，請求將所領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時，北洋政府覺得不安，對蔡元培施加壓力，甚至跟蹤、恐嚇。當時蔡元培有兩個“謀客”，蔡經常和他們商量如何對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在一個“謀客”家中與他們談起此事。其中一個老謀客勸蔡元培解聘陳獨秀，並制約胡適一下，這樣才能儲存機關，儲存北方讀書人。蔡元培一言不發。兩人說了幾個鐘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舉人，23歲會試聯捷，中了進士，26歲（光緒壬辰科）補行殿試，點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但他從不以此自滿，他對鄉前輩如謩年博學的名士李慈銘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過李慈銘的兒子李孝費，可是蔡元培不以師賓自居，對李慈銘以師禮相待，執弟子禮甚恭。李慈銘去世以後，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縵堂日記》一部數十年從不間斷的日記最為著名。蔡元培於1919年為刊印《越縵堂日記》募集墊印費用，用全浙公會的名義發起，交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慈銘父子相繼去世以後，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縵堂藏書130餘箱、兩萬餘冊，抵押與本城開同興醬園的陸姓，得款數千元，但每月須負擔重息。蔡元培知道了這件事，覺得受人重利盤剝，不是辦法，他就聯絡了北京圖書館，由北京圖書館把全部越縵堂藏書收買下來。這件事對學術界也有重大貢獻。這批書經北圖中人輯錄李慈銘在書上批校的文字，編成《越縵堂讀書記》、《越縵堂讀史札記》等書。

劉師培曾是同盟會員，思想激進，為較早接觸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之一，但他後來叛變革命，竟投靠端方，轉而惡毒地攻擊革命黨，並曾出賣陶成章、陳其美等舊日同志，轉變之速令人側目。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將他聘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雖然託名舊派，事實上多少有點支援新派。他逝世時才36歲，蔡元培評論道：“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援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作，其所成就豈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與汪精衛共語，汪說：“君在昔為名太史，於今為教育家，世以蔡、汪並列，自慚形穢。”蔡說：“敝屣利祿，我與你固志同道合。論學術精力，我遠不如君。”

“四·一二”政變後，身在北京的周作人嚴厲譴責國民黨的殘暴行為，並對當時身在上海卻“視若無睹”的蔡元培、胡適等人大為不滿。但隨著國民黨變本加厲，周作人卻日益噤若寒蟬，反倒是蔡元培、胡適等人頗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黨員。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壽，滬上各界在國際飯店為其祝壽。蔡在答辭中說：“諸位來為我祝壽，總不外要我再做幾件事。我到了70歲，就覺得過去69年都錯了，要我再活幾年，無非要我再做幾年錯事。”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時，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當時工友們在校門口排隊迎接，行禮歡迎身穿長袍馬褂的校長“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車，脫下禮帽，恭恭敬敬地還禮。這是工友們從來也沒有遇到過的“怪事”。此後，他每天經過校門，都脫帽鞠躬，向校警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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