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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永遠不騎牆而坐”，“不知道怎麼趨時尚，看風頭”。

林語堂說：“我從未有寫過一行討當局喜歡或是求當局愛慕的文章。我也從來沒說過討哪個人喜歡的話；連那個想法也壓根兒沒有。”

白璧德和施伯因幹（J。　E。　Springarn）派關於文學批評的主張正好相反，一次，林語堂為施氏辯護，與老師白璧德爭論起來。廖翠鳳聽說後，非常擔心，皺著眉頭對林說：“啊唷，小心點唷！”

1924年，林語堂加入語絲社，他選擇《語絲》而不是同為歐美留學回來的胡適等人的《現代評論》，是因為“喜歡《語絲》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適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寫政論文章、能做官的人。

詩人泰戈爾訪華，受到中國文壇的熱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擊。林語堂卻說：“我覺得泰戈爾於我的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不曾覺得他有什麼意味，他帶給我何等的衝動。”他還批評泰戈爾作為一位亡國詩人，不僅不公開批判滅其國家的英國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國之優待”。

1925年底，“首都革命”爆發，林語堂和群眾一起，拿著棍子、石頭等簡單防禦工具，與警察展開了肉搏戰。林早年苦練的棒球技術發揮了威力，他投起石頭來，又準又狠。圍觀的群眾不斷叫好，源源不斷地給他補充“彈藥”。搏鬥中，林的眉頭被擊中，鮮血直往外冒，周圍的人勸他回家休息，林堅決不肯。廖翠鳳看見林語堂滿身是血地回來了，很是心疼，她不許林再上街。可她剛懷上了第二胎，行動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帶了一袋石頭出門了。以後，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的經歷，林語堂就會眉飛色舞地講起來，言詞之間，滿是驕傲和自豪。

“五卅”慘案後，林語堂上了軍方的黑名單。廖翠鳳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發現林還在案桌上寫要命的文章。接著，她又在閣樓上發現了一個自制的繩梯，奮筆疾書的林頭都沒抬地說，那是必要時用來跳牆逃走的。廖翠鳳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個（孩子），一手拖一個（孩子），怎麼跳牆！”

1927年，林語堂被陳友仁所感動，到漢口的革命政府擔任外交部秘書長，地位僅次於部長陳友仁，但半年後林即離開了武漢。這六個月，是林語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場生涯。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動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屬於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後者屬於肉食者，如鷹虎及行動的人是。林自認為是“吃植物的”，於是決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語堂說，如果讓他去當市長，今天上臺，必定也在今天下臺。林憎恨小政客，他說：“我不能容忍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個機構裡有這種人，我是無法與他們鬥下去，我一定先開溜。”

《人世間》停刊，林語堂又創辦雜誌《西北風》。他說：“用西北風並無什麼深意，淺一些說，我們認為西北風的尖銳，能使人興奮；不若東南風，使人感到軟綿綿的。”

林語堂在美國留學期間受過胡適的資助。後來胡適任民權同盟北平分會的會長，撰文反對“釋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張。林語堂認為他違背了民權同盟的章程，不顧與胡適的私人交情，堅決贊成將他開除出會。

晚年，林語堂選擇到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臺灣定居，蔣介石對他禮遇有加，宋美齡在林語堂夫婦八十雙壽時，寫文章讚譽林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終不願入仕途，婉辭考試院副院長的職位。

【純厚】

不到二十歲的女兵謝冰瑩和兩個同學冒昧到中央日報社副刊見林語堂和孫伏園，林、孫二人熱情接待。之後，孫伏園將謝冰瑩的信刊登在副刊上，林將其翻譯成英文。謝到上海後，林鼓勵其寫《從軍日記》，引領謝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多年後，謝憶及林，仍心存感激。

林語堂的女兒說：“父親心目中無惡人，信賴任何人。”在上海時，林語堂僱了一個小癟三在家裡當差，他僱傭那個小癟三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此人聰明。此人會修理電鈴、接保險絲、懸掛鏡框、補抽水馬桶的浮球，甚至還會修理打字機。林很喜歡他，甚至愛屋及烏地將小癟三用英語、國語、上海話、廈門話罵人的本領看成語言天賦，並願意為他出學費，讓他去讀英語夜校。幸好，此人不成器，沒有去讀。後來，林家裡又僱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傭。此人與女傭相好後，同睡在林氏夫婦床上，林語堂說服夫人原諒了他們。最後二人串通好偷林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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