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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和哥哥商量，以後一定幫助媽媽，教育爸爸，好好使我們的家庭成為一個快樂的家庭。”沈從文在“展開思想鬥爭”那一行上加了一個眉批：“‘鬥爭’兩字像打架。你媽媽不是會打架的人，改用兩個別的字好不好？”

1951年10月，沈從文到四川參加土改，這次四川之行，讓他從彷徨、痛苦中解脫出來，正巧此時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表態文章《我的學習》。到此時，沈從文終於不再恐懼，慢慢融入了這個新的社會。

【履冰】

歷史博物館工資定級時，窮困的沈從文主動要求降低標準，不要高過博物館中的領導。

沈從文在中國公學任教時，對胡適很是感激，在課堂上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全國大批胡適，沈從文說：“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注》，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他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

1957年，《沈從文小說選集》出版，沈很是高興，寫了一篇題記，中有一句“德不孤，必有鄰”，一直為其掌舵的夫人張兆和認為此句不妥，沈從文覺得夫人說得對，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決定刪去此句。

1958年，為慶祝“反右”勝利，周揚宴請30多位文藝界人士。席間，周揚提出想請沈從文擔任北京文聯主席，沈馬上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檯盤的人……”

塗光群回憶，張兆和的同事去看望他們，沈從文很是熱情，談起他心愛的文物如數家珍，但如果說起文壇的事情，或者問沈是否還在寫作等話題時，張兆和總是以微小的動作、眼神等，暗示沈“三緘其口”。

吳小如回憶，50年代末，他隨北大中文系全體教員到故宮參觀文物，沈從文非常熱情，戴了兩幅重疊的眼鏡認真地給他們講解，如數家珍。參觀結束，吳向沈告別，並說要去看望他，沈拉著他的手誠懇而小心地說：“不，我們還是先不來往吧。”

解放後，沈從文生活很困難，沒有錢買書作研究，他多次向博物館領導反映，國家能否撥些經費，給他配幾名助手，將絲綢研究搞起來。但沒想到的是，1955年4月，博物館書記找他談話，讓他檢討自己的工作；多年好友、館長韓壽萱也告訴他，哪怕損失一張照片也是損失國家文物，是違反憲法的。沈從文不寒而慄，忙寫信給韓作檢討，在信中，他甚至不敢稱呼好友的名字，而改稱“館長”。

黃能馥回憶，沈從文常到中央美院講課，他每次都抱一大堆文物資料、圖片、照片等，自己花錢買來大包小包的繡片、古書，給學生講解；他還給黃能馥改筆記，開書目，抽空帶著他去逛古董店；又將黃能馥、吳光啟帶回歷史博物館看織、繡文物，給他們講解。學校給沈從文發兼課費，黃給沈送去，沈不肯收，讓黃幫他退回去。一次，新聞電影製片廠到中央美院拍攝報道留學生情況的片子，學校叫黃去請沈從文來參加拍攝，沈說：“我只是給吳光啟講了一些輔導課，不願在電影上出頭露面，還是不去的好。”

1959年底，歷史博物館給沈從文發了一筆獎金，沈將獎金退回，並在給館長的信中說：“在館中工作這一年，做事極少，且做得極不好，給我這份獎金，在館中本出於好意，事實上可令我十分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錯誤，即很好了，不應當受獎。所以還給公家，少筆開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請你為設法處理一下，或捐獻給公家，或補貼十分需要經濟補助的同志。”

1961年，沈從文為高等美術院校工藝美術組編訂的一系列教材擬定提綱和參考書目，參加審訂工作，但到教材出版時，他卻連校訂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沈還為南京藝術學院陳之佛、羅叔子編訂的《中國工藝美術史》校閱、修訂，並補充了三分之一的書稿，但出版時，出版社署名沈為校訂人，沈依舊拒絕了。

文革期間，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松枝茂夫準備翻譯沈從文的全部作品，沈怕惹上麻煩，不敢回信。

1979年，荒蕪在《文匯報》發表詩歌《贈沈從文同志》，沈從文知道後，馬上寫信給荒蕪說：“弟以為不發表好些，……年來在國內外得來的讚許，實已超過應得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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