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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是劉文典的業師，劉文典十分欽佩老師的學問。劉師培後來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後又擁護袁世凱稱帝，劉文典從此便很少與之往來，言談中也鮮少提及劉。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學界不分派別，積極營救，聯名上書要求釋放陳獨秀。劉文典積極響應，並動員安徽旅京同鄉會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長）一起進行積極營救。羅章龍在《紅樓感舊錄》中記載：“陳先生雖然出了獄，但隨時還有再次被捕的危險，他不得不在劉文典先生家中隱藏下來。”

劉文典在安徽大學任校長時，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安大預科學生王某是共產黨員，要劉文典對其嚴加監視。因“證據確鑿”，劉文典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檔案”。劉立即讓安大傳達室的王裕祥送王某離開學校。這天夜裡，國民黨的便衣特務前來搜捕王某，撲了個空，質問學校，劉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

劉文典的次子劉平章先生回憶說，安徽大學“學潮”事件發生後，劉文典因與蔣介石產生激烈的衝突，險些喪命。後經蔡元培、胡適等人過多方奔走解救，他被釋放，但不得不離開了安徽大學。當時陳立夫和蔡元培上書蔣介石力薦賦閒的劉文典擔任教育部部長，但劉文典斷然回絕了兩人的好意。在後來給劉平章的一封信中，劉文典告訴兒子拒絕的理由：“只有終身之教授而無終身之部長，我決定北上到北大去教書。”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因為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臥軌請願。劉文典積極支援當時正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願活動。劉成章因體質羸弱，臥軌時受了風寒，請願歸來後不幸患病亡故。

劉成章去世後，劉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對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課，劉都要先講一段“國勢的阽危”，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教授印象記》中記載：“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們對於劉先生表示極大的敬意的，就是劉先生愛國心的熱烈，真是校內無二人！去年長城戰事鬧得極兇的時節，劉先生每次上國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時間，哭喪著臉向我們伸說國勢的阽危，並且告訴我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

1931年，劉文典大罵蔣介石後，一向反對蔣介石的粵系軍閥陳濟棠曾多次函請劉赴粵共謀大業，並匯來重金相請。劉婉言拒絕，將鉅款退回，嘆道：“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麼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盧溝橋事變後，劉文典未能及時離開北平，日軍得知他曾留學日本多年，精通日語，多次利誘，勸他繼續到北大任教。日本人還請了劉的好友知交來當說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劉文典說“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認定“氣節不可汙”，堅辭不就。

見勸說無效，日本人便採取強硬手段，兩次派憲兵抄了劉文典的家，將於右任、胡適、陳獨秀、邵力子等人寫給劉的信函都抄走了。劉與夫人張秋華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菸，怒目而視，以示抗議”。日本人問他話，劉文典不置一詞，翻譯官責問他為什麼對太君的問話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發夷聲為恥！”

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與他同居一寓，北平淪陷後，劉管廷下水，到冀東某日偽政府當差。劉文典得知後極為憤怒，以生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後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於著書”，拒絕與其同住，逐其遷居。

1937年底，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輾轉千里，取道天津從海路到香港、越南，歷時幾個月來到西南聯大。一路上，他心中反覆默唸著文天祥的詩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當他抵達雲南蒙自與西南聯大會和時，禁不住淚流滿面，他對梅貽琦時戲言：“只剩這一身衣裳了！”後來，他在給梅貽琦信中說：“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之決心，辛苦危險，皆非所計。”

1938年5月22日，當梅貽琦看到滿面塵灰的劉文典出現在他面前時，淚水差點奪眶而出。當時的劉文典，頭髮已有點花白，身著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袖口和領口上沾滿了油漬，黑得發亮。肩上挎著的一個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據吳曉玲回憶，他比劉文典晚到昆明，劉見到他便打聽周作人訊息。吳說周以“家中還有老小”為託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連我這個吸鴉片的‘二雲居士’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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