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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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寅恪的學位問題，他的受業弟子陳哲三是這樣解釋的：“因先生讀書不在取得文憑或學位，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則往學焉，學成則又他往。故未得一張文憑。”另有一種說法是，陳寅恪曾得到一個學士學位。還有一種說法，是他的侄兒陳封懷在《回憶錄》中提出來的，稱陳寅恪曾得過三個學士學位：“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

【治學】

陳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屢勸宓購書。”

陳封雄回憶說，陳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背誦了《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

陳寅恪常說“讀書必先識字”。陳寅恪幼年即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都曾下過一番苦功。陳寅恪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就成為其經常誦讀之書。據陳氏弟子蔣天樞說，陳寅恪在國外時，曾攜有兩部《經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續經解》直到陳氏去世後尚存於遺物中。另據俞大維透露，陳寅恪對於史書讀得格外用力，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中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學也是他經常誦讀的史書之一。

陳寅恪認為“讀書先識字”，要研究歷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要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歷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歷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國留學期間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了極大的工夫。

陳寅恪後來談到他學會多種外語的經驗，只強調一個“誠”字。到清華執教時，雖然已經名滿天下，可他並不滿足。就在他任清華導師後，仍然堅持跟人學西夏文和蒙古文，每個星期進城學兩天，向鋼和泰學梵文。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民國時期，中國學術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萬斤清宮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1912年，國民政府在孔廟成立了“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原清廷學部所藏檔案與試卷全部歸入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暫存於敬一亭中，總數約8000麻袋（據王國維說是9000麻袋）。

1921年，該博物館籌備處一位旗人處長夥同幾人，將8000麻袋、總重量為“十五萬斤”的明清檔案，當做廢紙賣給了北京同懋增紙店，換得銀元4000。幸得羅振玉偶然發現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檔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紙店。當時同懋增紙店已經把檔案當做廢紙轉賣出了約計1000麻袋，其餘部分被老闆差人運到了定興與唐山兩地的紙廠，準備化成紙漿製造“還魂錢”。羅振玉最後不惜傾家蕩產以1。3萬元的高價將剩餘的檔案全部購回，並分藏在北京和天津兩地。此後，因羅振玉購買檔案已罄盡全部財力，再無力承擔整理重任，將7000麻袋檔案以1。6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大收藏家，將另一小部分出售給北大國學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偽滿洲國購得，1936年又移交給了奉天圖書館。後李盛鐸也因財力不濟，準備出手。陳寅恪得知後，希望當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能將這批檔案買下，胡適也支援陳的建議。經過陳、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申請撥款，此後，經陳寅恪與李宗侗共同出面幾次與李盛鐸協商周旋，總算將這批珍貴文獻買下。1929年8月，在陳寅恪等人的積極努力下，這批珍貴檔案運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合計約6萬公斤，其中2。5萬公斤破爛不堪。

抗戰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陳寅恪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1946年10月，陳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闊別九年的清華園，此時的陳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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