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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陳寅恪受聘於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趙元任是同事。陳寅恪“願有家而不願做家”。時趙元任住清華南院一、二號兩屋，於是將二號讓一半給陳寅恪住，陳吃飯也在趙家搭夥。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是有名的熱心人，又快人快語。他見陳寅恪快四十歲了，便對他說：“寅恪，這樣下去總不是事。”陳寅恪答：“現在也很快活嗎，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煩來。”趙元任幽默地說：“不能讓我太太管兩個家啊！”於是趙元任夫婦就與清華學校的體育教師郝更生合謀為媒，將郝更生的女友高仰喬的義姐唐篔介紹給陳寅恪。

陳寅恪與唐篔一見鍾情，都很珍惜這命中註定的姻緣。

婚後的唐篔，主持家務，相夫教子，兼幫丈夫處理文稿等瑣碎事務。家中生活全靠陳寅恪工薪維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一直堅持贍養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長兄陳衡恪的遺孀。後三個女兒陸續來到人間，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篔擔當教育子女的任務。最初七八年間生活尚穩定。惟苦於唐篔在生長女流求時引發心臟病差點死去，此後一生終為心臟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舉入侵，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為避日寇，全家與難民們倉皇逃亡。他們拖著三個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四個月，由北平、天津、長沙、梧州，最後漂泊到香港。其間在濟南車站上車時，一家人是從車視窗爬進去的，其狼狽之狀慘不堪言。在香港的歲月，陳寅恪還堅持在雲南西南聯大教書。唐篔在香港心臟病復發，幸得許地山援手才得以獲救。但因經濟窘迫，他們一家居無定所，四年內遷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擇關頭，唐篔傾力支援陳寅恪，尤當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廣州而堅拒不去臺灣。

唐篔不止是丈夫的賢內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賢外助”了。1951年，陳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辭而別，陳寅恪無法上課，唐篔拿起課本，充當丈夫的助手走上講壇，直至一年後黃萱到來才作罷。

陳寅恪在生命最後二十年所寫的《宣告》、《抗議書》、檢討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篔之手，甘為丈夫遮風避雨。“文革”期間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篔十分憤怒。學校配給陳寅恪三個半護士的護理工和清潔工的許諾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篔一人身上。最後申請保留一老工友助陳寅恪坐椅、上廁並幹雜活，因陳寅恪和唐篔的工資停發，少量的存款也被凍結，所以，他們已無法支付工友的工資，以致陳寅恪、唐篔先後故去，家中的傢俱被人抬去抵債。特別是那一紙為活命而寫的《申請書》：“因心臟病需吃流質，懇求允許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讓人不忍卒讀。

陳寅恪常對女兒們說：“媽媽是主心骨，沒有她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她就沒有我們，所以我們大家要好好保護媽媽。”

一次唐篔心臟病突發，陳寅恪在萬念俱灰時，事先為愛妻寫了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讀“xī”，意“四十”）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篔好像專為陳寅恪而來到這個世間。陳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後，她亦步其後塵而去。

【多舛】

“盧溝橋事變”後，陳寅恪85歲的父親陳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國非日本人之對手，必棄平津而亡全國時，三立老人於病榻上圓睜二目，怒斥曰：“中國人豈狗彘不若，將終帖然任人屠割耶？”言畢遂不再服藥進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淪陷後，老人悲憤道：“蒼天何以如此對中國邪！”遂於9月離世。面對此國家危亡，加上老父離世的悲痛，陳寅恪急火攻心，導致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陳寅恪當時正打算離京南下，故猶豫不決。陳寅恪女兒流求回憶：“記得那天晚上祖父靈前親友離去後，父親仍久久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嚴峻，一言不發。”又說：“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復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父親絕不肯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陳寅恪考慮再三，終於決定暫時放棄治療眼疾，離開北平。然而，殊不知卻因此延誤治療，導致最後目盲。

1937年11月，陳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長沙的逃亡之旅。當時日本人在各處設立關卡，排查極其嚴格。清華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後，在天津火車站一下車，就被日偽軍識破身份，當場按倒在地一頓拳腳相加，然後用繩子拴住手腳倒吊著扣押起來。陳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們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關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車站人特別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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