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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汪靜之之女汪晴在泰國的《亞洲日報》發表了《汪靜之為郁達夫鳴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說：大概是在八十年代裡，有一天父親拿兩張香港報紙的剪報給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寫的自傳性的文章，一篇很長，另一篇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裡說郁達夫多疑，心理變態，神經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傳》中王致陸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長信的開始》，王在其中竟稱郁達夫為“無賴”、“包了人皮的走獸”、“魔鬼”，說他“無恥”、“下賤”、“陰險刻薄”、“自知：別人會把他當作一隻瘋狗看待”，這些狗血噴頭的惡罵，我回憶起來，父親在八十年代給我看的兩篇文章裡好像沒有，不知他後來是否看見過王致陸的信和《一封長信的開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會氣成怎樣？當時我看完父親拿給我的兩篇文章後，父親氣憤而且沉痛地說：“郁達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說得那麼壞，宣傳得那麼廣，其實郁達夫是好人，他的神經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問題，卻反誣郁達夫。王映霞當戴笠的姘頭和在武漢墮胎的事，達夫至死都不知道，達夫死後卻還受到這樣的侮辱，至今沒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為郁達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鬍昌耀的邀請，決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傳。郁達夫在中國抗戰正激烈的時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們的許多猜測：有人認為郁達夫是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傳；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挽救他即將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認為郁達夫是因為當時國民黨某要員的迫害，無奈出走；還有人認為郁達夫出走南洋，是為了尋找創作靈感。

郁達夫自己在《毀家詩記》中也說到了南渡的原因：“縱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所謂“奇羞”，據郁達夫註釋，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乘機在一次飯後，和王映霞發生了關係。郁達夫因此感到“奇羞難洗”，於是決定投奔南洋，在遠離是非中心的祖國重新培養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機。

1940年，郁達夫在與王映霞離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剎小食攤上口占》一詩：“月缺花殘太不情，富春江上晚涼生。如非燕壘來蛇鼠，忍作投荒萬里行。”而隨父親去新加坡的11歲的鬱飛在30多年後回憶此事也說：“父親於此時應聘去國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國內政治氣氛的逐漸逆轉和家庭變故的創傷難以平復。”

郁達夫的第三任妻子何麗有印尼華僑。1943年郁達夫在印尼化名趙廉，在巴爺公務（PajakoemBceh）和朋友合開趙豫記酒廠。郁達夫在印尼，為了更好地掩護自己的真實身份，9月經朋友介紹，與何麗有結婚。何麗有原籍廣東，遇見郁達夫的時候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姓陳的人家收養，取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麼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郁達夫給她取名為何麗有，意思即“何麗之有”。一直到郁達夫遇難，何麗有才知道郁達夫是中國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尋常的酒廠老闆。何麗有與郁達夫有兩個孩子，兒子取名鬱大雅（亞），郁達夫的用意是含有諷刺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意；郁達夫失蹤離家後幾個小時，他們的小女兒鬱美蘭來到人間。

【畸戀】

13歲時，郁達夫在富陽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就與比鄰的“趙家少女”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時間長達兩年之久。後來趙家少女訂婚，他還深深懊喪自己失去了良機。大約在同一時期，他還與倩兒等兩位姑娘有過類似的戀情。

後來郁達夫去了日本，又曾經與後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兒等日本少女產生過戀情。後藤隆子被郁達夫暱稱為“隆兒”，是郁達夫下宿處附近的“小家女”。郁達夫每次從學校到市上去，都要從她的家旁經過，遂產生情愫，併為她寫下了四首詩。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郁達夫與她交往數月，同樣也為她寫有詩詞。玉兒也是侍女，郁達夫為她所寫的情詩“玉兒看病胭脂淡，瘦損東風一夜花，鍾定月沉人不語，兩行清淚落琵琶”至今為人稱道。

李初梨說郁達夫是“摹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

陳翔鶴說：郁達夫跟他們多次逛衚衕，達夫的方法，是一條衚衕、一個班子的慢慢看，先點若干班子的名，然後挑一個姑娘到她屋子裡坐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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