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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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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政府的二品大員和著名學者,一生著述甚多,卻為人極是淡泊閒逸。黃老先生曾經在為清廷經手一件極正經的差事之事,為四川雅安金鳳寺的恬靜風光所吸引,一踏足進入寺內,與寺內的一位能文善詩的和尚酬唱甚歡,流連多日,竟把自己正經的差事丟到了腦後。上司頗是惱怒,仍動手參劾他。執筆的幕僚潦草地將此事歸結為“流連金鳳”四字。朝廷誤以為“金鳳”是妓女名。當年,清朝的官吏都是明令不容許狎妓的。黃雲鵠差一點為此遭到了朝庭的嚴譴。所以,一般的時論,都認定黃侃不僅是繼承了父親的“痴”的,他還將之發揚闡發為“癲”與“狂”了。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慕其名,從其學者甚多。人稱黃門子弟為“黃門侍郎”。傅斯年在結識胡適之前,曾為“黃門侍郎”中的侍郎之一。

黃侃行事頗怪,在北大授教時,很是喜歡一名叫鄭奠的學生。每次黃出門,鄭常常為其拿皮包。鄭奠畢業後,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講授詩詞的黃節教授在家裡請客吃飯,黃侃和鄭奠同時是被邀請的物件。見面後,黃見鄭穿一件皮襖,便大為不悅地說:“我還沒有穿皮襖,你就穿皮襖了?”鄭回答:“我穿皮襖,你管不著我。”黃聽了很是生氣,從此便與形同陌路。

黃侃講學,聽者甚眾。一日,他對主持者說:“來者聽講雖勤奮,而我教桌上似缺少兩事。”問:“兩事是什麼?”即笑而答:“清茶一壺,瓜子一碟耳。”

在中央大學兼課的名流頗多,教授們大都西裝革履,汽車進出,最起碼也有黃包車。唯黃侃進出,每著一件半新不舊的長衫或長袍,一塊青布包幾本常讀之書。

黃侃曾在中央大學開設“文學研究法”課程,用《文心雕龍》作課本。他平時只管講課,一向不給學生布置作業。臨到期末考試,他又不肯看考試卷子,也不打分數。此做法在教務處那兒可過不了關,一再催促。最後,黃侃被逼急了,就給教務處寫了一張紙條,上書“每人八十分”五個大字。他的意思是學生總想得甲等,給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適。教務處也無可奈何,就不再提起這事了。

程千帆曾記載,他在成都一位學者家裡讀到老師黃侃答覆這位學者的信,措辭極其謙和。這位學者去信讚賞黃侃所撰《音略》,黃侃回信說:“嘗自笑非經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稱道之乎?”程千帆於是感慨,老師脾氣壞,愛罵人,所以人們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謹慎謙虛的一面。

黃侃處處維護國故。他認為木板書便於批點、執持和躺著閱讀,譏諷精裝的西式圖書為“皮靴硬領”,又說中裝的文明和舒適遠勝西裝,一邊說一邊將腳上的布鞋脫下來又穿上,並指著一位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

大學者楊樹達要楊伯峻(古文史學家)拜黃侃為師,楊伯峻只肯送贄敬,不肯磕頭,楊樹達說:“不磕頭,得不了真本事。”楊伯峻不得已,只好磕頭如儀。拜師完畢,黃侃笑道:“我的學問也是從磕頭得來的,你不要覺得受了莫大委屈。”

黃侃才華橫溢,文思敏捷過人,凡領教過的人都為之佩服。有一次,有人請他代寫一篇碑文,約好五六天以後來取。等一連過了四天,他都沒有動筆。直道第五天,取碑文的人來了,他才讓弟子研磨鋪紙,並吩咐把紙打好格。格打好之後,他揮毫一蹴而就,連上下款帶正文剛好寫道最後一格,一字不差。

葉楚傖與蘇曼殊、黃侃同宴醉酒,已是子夜,自驅馬車至味蓴園再飲,時月明夜好。黃侃誦龔自珍《寫神思銘》中文句:“樓中有燈,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為春星。”徘徊久之,始歸。為此,葉寫有一詩:

〖放馬月光似水,明燈人影留夜,

安塏第前燕子,銜泥投止朱門。〗

黃侃在北京時,借住在吳承仕(簡齋)的一所房子中,二人本來都是章太炎的學生,相交甚厚。黃侃恃才傲物,在課堂上經常放言無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吳承仕那裡。吳知道黃的脾氣,委婉地請他注意,一言不合,兩人便鬧翻了。不幸的是,這年七月,黃侃在北大讀書的長子念華突然病逝,念華年僅十九,“性行和厚,能讀父書”,黃侃聞訊後悲痛欲絕。

後來黃侃搬走時,不僅不付房租,還在白色牆壁上用毛筆寫滿了許多帶鬼字旁的大字,畫了許多黑色叉叉,爬到房樑上寫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然後擲筆而去。吳向他索要房租時,他不僅拒不支付,還理直氣壯地說,再要房租,須還我兒來!吳見他如此不講理又有喪子之痛,只得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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