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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錢穆升入常州府中學堂。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於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在這次學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

錢穆因鬧學潮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錢穆依舊欣賞，於是他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

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學校停辦，錢穆輟學了。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1913年，錢穆以沒有上大學讀書為憾，看到北京大學招生廣告，曾準備報考北京大學，不知何故沒有結果。但錢穆為準備考試勤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前者為必考書目，後者為北京大學教科書），是錢穆自學的開始。他效法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之例，定於每天清晨讀經子難讀之書，夜晚後讀史籍，中間下午則讀閒雜書。幾年過去之後，已有博學之名。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閒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剛日誦經，柔日讀史）。

錢穆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錢穆一生著書立說，達一千七百萬言之多。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在這一背景下，錢穆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蹟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

錢穆雖然自學出身，卻從不迷信權威。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顧頡剛也是康的擁護者。錢穆對康的觀點十分懷疑，他沒有因為顧頡剛於己有恩就放棄己見，而是力排眾議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用事實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顧頡剛對此毫不介意，不僅將此文在《燕京學報》發表，還推薦他到燕京任教。錢穆稱，“此等胸懷，萬為餘特所欣賞。”錢穆的文章影響極大，一掃劉歆編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闢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其觀點也逐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各大學的課程原來都採用康有為的學說，這年新學年開學，開始停用康的學說，而採錢穆之學說。

錢穆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曆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

錢穆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時，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透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後再卸任。16年來，在繁忙的學校行政事務之餘，他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錢穆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自1964年開始，錢穆用七年時間完成鉅著《朱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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