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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失敗、是他的理想的不完美的實現。為了繼續努力，追求他那“盡善盡美的夢”，他需要希望，也需要不滿足。如果說失敗可能把人逼至絕望，成功也可能使人喪失目的。“一本書就足以使人喪失目的，不論你塗了多少字。一本完美的書，就是你要的一隻甕或一個形體。”

他曾寫信給馬爾科姆·考利說：“作為個人，（我）希望從歷史中除名、取消。”

他要自己的著作成為他的生命留下的唯一痕跡。這些話既表示希望隱姓埋名，又暗示他同藝術的關係。他認為，真正的他是以不同方式、既朦朧又明確地表現在虛構小說中的自己。在這層不尋常的意義上，他的小說帶有深刻的自傳性質。他的一個兄弟曾經寫道：“我看從來沒有人像比爾那樣把自己和著作等同起來……有時簡直分辨不出哪一個是比爾，是他本人，哪一個是小說中人。然而，你確知二者是同一個人，是不可分割的一體。”福克納知道，人物、“那些陰影般、但是栩栩如生的形體”正是探索、投射和表現他的公開生活和私生活的媒體。至少有過一次，他動情地問，究竟是他“創造了小說中的世界，還是小說中的世界創造了我”。

間接的媒體和間接的表現，同不完美的成功一樣，意味區域性的完成，包含幾種涵義。福克納需要從側面寫凱蒂，需要把這部小說稱作一系列半途而廢的不完美的行動，使它同整個複合體掛鈞。他介紹《喧譁與騷動》時說的話，一半是對認識論的讚美，一半是承認美是難得的；值得一睹、值得認識、值得一寫的東西決不能直接或充分地讓人見、識、寫。但是，強調間接和不完美也是一種策略，籍以走近禁區、說禁說的話和做危險的事。對埃爾默·霍奇來說，他的姐妹佐愛蒂和她身後的“朦朧的女人、朦朧的母親”就是“他思想深處的朦朧的形體”，是他既害怕又渴求的一切東西的核心。由於“做那唯一能令人滿足的行為”不僅有危險而且遭禁止，因此既不能成為他的目的，又必須成為他的目的。埃爾默的生活和藝術成了粗陋的模擬手段。《喧譁與騷動》則相反，不僅是揭露的藝術也是隱藏的藝術，是延宕、迴避和取消的藝術，特別在涉及凱蒂之處。予以她表現機會的作品同時也予以她庇廕、甚至私密性。福克納認為從側面寫不僅更富激情，還給他更廣闊的天地。對他來說，慾念和猶豫幾乎觸及一切，使他的想象既是影射又如幻覺，使他的藝術突出地成為推論和猜測的藝術。

在《墳墓裡的旗幟》中，福克納巧妙地掌握素材，加以拆開重建。在《喧譁與騷動》中，他掌握童年時期的痛苦和遭窒息的愛、童年的失落和空缺、遭禁止的慾望和需要。在《喧譁與騷動》中看到的失落是由於父母的懦弱和不稱職、父母的冷酷、譴責和棄絕。作者在迪爾西這個人物身上再創造他從小求得依靠的愛之港，在凱蒂身上創造了他渴求的愛之港；前者是純粹的母性，後者是奇怪的混合。在他從未有過的姐妹這個人物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姐妹，也是母親（她對本吉扮演母親的角色），也是情人（禁止實現的一種可能）。小說的中心人物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就像福克納寫作時體會的感情一樣，是“具體的、生理的也是朦朧的”。即使在走近她時，也不得不躲避她，在揭示她時不得不隱藏她。作者在凱蒂身上創造了一個與她的生活世界完全吻合的人物：她和《喧譁與騷動》一樣，既是向後看和逃避的產物，又超越了向後看和逃避。

1928 年9　月，福克納已完成《喧譁與騷動》的初稿，開始打字。滿心以為自己的書“再也不會出版”，所以不打算交給出版商，他要自己裝訂。9　月末，收到一紙《薩托里斯》的出版合同。被利弗賴特退稿的那部小說，哈庫特佈雷斯公司準備出版，至少出其中的一部分。福克納當即打點《喧譁與騷動》的初稿和未完成的打字稿，前往紐約。他有一筆預支稿費300　元可以過日子；他有萊爾·薩克森、比爾·斯普拉林和本·沃森等朋友家可以去拜訪；在紐約和牛津一樣可以修改和打字。

他在萊爾·薩克森的公寓裡住了幾天；後來自己租了一個房間，可以工作。本·沃森刪改《墳墓裡的旗幟》時，他修改《喧譁與騷動》。他平時修改已很認真，這部書更是全力以赴。有時朋友們一連幾天看不見他的人影。

修改時，專注和深情絲毫不衰。後來說：“我幹得太賣力了，甚至懷疑自己會不會把不該寫的也寫了進去。”這也說明他對出版萌生了希望。雖然如此，他對自己的朋友們仍說沒有把握，不想再抱什麼希望，免得再失望。他寫信給巴瑪姑姑說：“這是我讀過的書中最糟糕的一本，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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