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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以生產為主,生產之餘產生生活上的文化需要;而教徒以傳播文化信仰為主,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需要依賴於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不能安心生產,教徒們就不能安心生產和生活。於是,與印度佛教一個樣子的光頭和尚,在這個時代開始偶然出現。中國的佛教徒,仍然需要藉助道教徒的名義,不敢以佛教徒獨立的姿態出現。
不管是什麼人,道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普通人也好大官貴族也好,他們要到山裡來,山裡人始終是歡迎的,來的人是旅遊者,按照旅遊的英文意思,是一種圓形的運動過程,從出發必然要回到起點的一種定義,這和遷徙到山裡來有巨大不同。旅遊者是歡迎的,不是旅遊目的而是有其它原因到山裡來定居的,必須要給山裡人一個合理的理由與必然條件,才能給山裡人接受。
表面上孫泰李焉與帛和孫慳的定居山裡是沒有不同的,大家都是來山裡定居,不是旅遊者,短時間之後就會離開山裡。所以這就給不能分辨的山裡人帶來看不見的思想運動,分歧是難免的,出現矛盾也是必然的。山裡人的不明真相,加上別有用心來定居的定居者的目的,造成山裡人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個代價山裡人已經不止付出一代,而是已經延續了好幾代。
矛盾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各部族的分裂和生產力的下降,這是山外北方少數民族和漢人的大規模遷徙運動影響,不能安心生產,需要與山外人一樣發生遷徙,而且是遲到的遷徙,發生在北方人和漢人的遷徙之後。山裡人的遷徙,可能比平原上的人遷徙更加不容易,思想運動在險峻的山林裡傳播,而目的地十分不明確,沒有方向沒有條件,或者是不明白具有那些具體的條件。
既然山外人到山裡來,山裡人是無條件接納了,那麼山外人對於山裡人的遷徙,也應該是一樣的吧。是一樣的,可是山裡人必須忍受山外人指責他們固有的堅強頑固的習性,這是山裡人難以接受的,他們是沉默的,沉默而能夠傾聽,但是山外人以為他們只是聾子和啞巴,不會聽也不會說,久而久之,山裡人就不願意離開山林了,只是不斷地有陌生的山外人帶著他們的需要進入山林。
其實山外人有一種接納思想的,前面提到的遊仙思想,就有一定的接納性,當正統屬於帝王的遊仙思想開放化了,以另外一種平民化的姿態出現,就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了,這樣子的遊仙思想,出現在一些著名人物的身上,比如曹操的一個另類兒子曹植,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還有一個郭璞,這幾位是西晉的平民化遊仙思想的代表。到了東晉,人物自然轉移到煙雨江南中,王謝兩家風流人物,背後的思想基礎,正是西晉的曹植幾位傳遞下來的。
東晉文化的特徵,對於遊仙思想加以改造,變成了後玄學時代,要求江南的漢人,具有他們那個時代的開放精神??不要拒絕與他們一樣永嘉南渡的人們。山裡人,並沒有像東晉開創者那樣開放或者不開放,至少江南的山裡人接納了王家和謝家這樣的政治集團。江南人會不會繼續保持開放姿態呢,這也成為王家謝家還有其他幾個皇帝身邊的大家族的決定性工作。
除了王家謝家,南渡而來的還有庾(讀餘)家和桓(讀還)家,他們跟著皇帝做得怎樣,直接關係他們自身在江南的統治。江南這個時候,還有三國以東吳延續下來的幾個家族,他們與新來家族共同欺?了歷史。
曹植是另一種遊仙思想代表,郭璞是一個集大全的人,他留下的著作是對大量古書的註釋,他不是作為一個獨立作者存在的,而是一個影子,影子文化人,甚至與現代的武俠小說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郭璞本人是西晉東晉一百多年過渡時期的一個,他也隨著永嘉南渡到了江南,郭璞的一個重要作為,就是註釋了一本叫《爾雅》的秦漢時期的書,只是一本早期的集中認知的詞典,在文化上是十分重要的。這個時候以前的認識,需要總結和研究整理,《爾雅》十九篇,其中有七篇是關於花草蟲魚的,郭璞的研究和註釋,對於指導人們生產生活的意義,可想而知。
雷山的楊再宗先生,並不知道已經有這本書籍,但是他正在偏遠的山林裡試圖做著與解釋《爾雅》七篇一樣的嘗試。這個時代的人命,是不值錢的。人命不值錢,但是名字卻流傳了下來,東晉的人口只有現代的百分之很小的幾,可是史書上卻留下大量關於他們的言行記載,因為造紙術的普及,紙張書寫的泛濫。這就是歷史的欺騙性質,對於東晉這個時代的認識,讓穿越而來的阿朵把握不住。
把握不住的結果之一,就是觸電和變態,阿朵的主體個體受損,沒有人能夠理解的受損。阿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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