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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洛陽乃歷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經濟水平發達,軍事可攻可守。他從小生在洛陽長在洛陽,直到十二歲才離開,對那塊土地更是懷有一股特殊的親情。開封距洛陽也不太遠,遷移起來並不困難。一旦遷都洛陽,國都危險得以解除,各種壓力自然減輕,才有可能達到長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議一出,卻遭到了大臣們的極力反對。這些勳臣貴戚在開封大都置有田產、莊園,遷都自然有損於他們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長期生活於此,住慣了,也不想動。在那些眾多的勸諫者中,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的理由似乎最為充分:“東京有汴渠漕運,才能運來江淮一帶每年數百萬斛漕米,供給守衛京都的幾十萬將士。陛下若遷都西京,糧運如何解決?況且府庫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動搖啊!”其實他的話根本不值一駁,洛陽不僅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且“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江湖之利”,供給大多可就地解決,歷代建都者都是如此。而最關鍵的是,一旦遷都洛陽,憑藉險隘的關河,就不必如在開封般重兵團團把守了。軍隊一少,糧草等需求自然降低,一些無形的損耗也會相應減少。於國於民,都是一件天下的好事。而那些短視的大臣,他們只顧自己的個人利益,卻置國家利益而不顧。其實,朝廷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比普通百姓聯絡得更為緊密,正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在那些反對遷都的大臣中,最為激烈的就是皇弟趙光義。其時,他已官拜晉王,成為宋朝的主要軍事統帥。宋太祖可以對異姓將領產生懷疑,收回他們手中的兵權,而對自己的親弟似乎從來就沒有動過半點防範之念。而宋朝的一些大事,正是這位御弟給攪得不明不白。他是陳橋兵變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說,沒有這位親弟的鼎力輔助,趙匡胤是否坐得上皇帝寶座,還是一個未知數。趙光義先是為兄長謀取皇位,而後來便是為自己謀取皇位了。在令人生疑的“燭影斧聲”中,他似乎在自己的兄長身上又玩弄了一次相當隱蔽且十分成功的新版“兵變”,結果入繼大統,榮登皇帝寶座。當趙光義聽說兄長要遷都洛陽時,心中不免十分焦急。與在洛陽長大的趙匡胤不同,趙光義從小生長在開封,對熟悉開封留戀開封;同時,他還擔任過開封府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軍政長官,在開封培植了不少私人勢力,一旦離開,權威將大大削弱。趙光義眼見得前面幾位大臣的反對都不能動搖宋太祖的決心,便親自出馬了。只見他雙膝跪地,言辭懇切地說道:“皇上,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險呵!”好一個在德不在險,他玩弄起謀略來似乎比兄長更勝一籌。趙匡胤一聽,竟無言作答,只好沉默以對。然而,等趙光義剛一退下,他就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長嘆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盡矣!”
不勝重負的黃袍加身(8)
如果趙匡胤富有血性、威嚴專斷,敢於碰硬,也就不會以沉默進行一場災難性的妥協了。儘管如此,在內心深處,他仍執拗地相信自己的英明,仍在想盡千方百計彌補挽回,這從宋陵葬於鞏義即可得知。宋朝皇陵既不建在趙氏原籍保塞縣(今河北涿縣),也不建在都城開封,而是選在距離洛陽故城僅只幾十公里的鞏義,可見趙匡胤用心之良苦。大臣一致反對遷都,他一時難以達到目的,就又一次地在腦袋裡轉出一個極富機巧的謀略:鞏義是開封與洛陽之間的一箇中轉站,將皇陵建造於此,無疑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決心:他從來就沒有放棄過遷都的願望,一旦時機成熟,他將付諸施行;同時,也是為後來的繼承者定下遷都洛陽的調子,做出某種鋪墊。
後來的事實證明,宋太祖的遷都之議確為一項具有憂患意識的正確方略。宋朝在此後與遼、金的長期對峙中,敵人動不動就屯兵京城之下,王朝的政治核心時刻處於慌亂無措、被動挨打的局面,成為宋朝最大的心腹之患。
儘管後來也曾有過遷都之議,但連開國皇帝趙匡胤都無法辦到的事情,在一代弱於一代的繼承者手中也就更難變成現實了。結果在一百五十年之後,終於導致了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的恥辱,徽、欽二帝及後宮嬪妃三千多人被金人當作戰利品擄往漠北。一行俘虜在押解出城時,太子不由得大聲哭叫道:“百姓救我!”如果趙匡胤、趙光義的在天之靈有知,當作如何感想?祖輩留下的隱患終於在後人身上得到了報應,這就是歷史的冷酷、公正與奇妙。而遭難的後人在呼救中首先想到的卻是百姓,他們似乎忘了列祖列宗,對遺留後患的祖先懷有一股無法掩飾的怨恨與憤怒。
而趙匡胤的暴死、早死對宋朝來說,也是一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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