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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第2期《讀書》上，刊登了王蒙寫的《我心目中的丁玲》。講到那篇文章，牛漢說：他講話不留情面。其實他不瞭解老太太，也不可能理解。王蒙的思維定式是共產黨，因為　他是共產黨培養的幹部。他很聰明，但他的文章裡賣弄的東西太多。真正大作家的作品，應該像大江大河一樣，是平凡、平穩、自然的，而不是賣弄的作品。王蒙很懂得政治，丁　玲就不大懂。政治這個東西不能懂，真懂了就壞了。

講到辦《中國》，牛漢說，《中國》當時真是想要搞成五湖四海，我們發了遇羅錦的文章，還向劉曉慶約稿，我還去找張辛欣，她剛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我們想要調她來，她說　已經找到工作了。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是從《中國》出的名，像殘雪、格非、海男、劉恆、陶正、徐星等。劉恆的《狗日的糧食》，題目是我改的。刊物校對用的是《新文學史料　》的校對班子，一個錯字也沒有，而《中國作家》錯字很多。

丁玲請青年作家來吃飯，吃完飯他們說：我們去馮牧家。馮牧當然比丁玲有實權了。

艾青早就看透了舒群，所以他堅決不肯當編委。我到他家裡去做他的工作，他說：丁玲和舒群在一起不會有好下場。劉紹棠開始很積極，後來他的一部長篇沒有用。那篇稿子開始是楊桂欣看的，重複的東西太多，劉紹棠就對楊桂欣有看法。　編委會里邊的人很雜，丁玲原來的想法是要搞五湖四海，體現大團結，但因為編委的思想不統一，所以一開會就鬧矛盾。秦兆陽對我說，以後別開編委會了，意見不統一，刊物沒　法編了。

8。　牛漢談丁玲與《中國》（2）

丁玲死後，作協想讓鄧友梅來當頭，他不敢。我去找邵燕祥，他不肯，對丁玲有看法。唐達成找我談話說，你到作協來辦《中國》，門走錯了，現在你回過頭來好不好。最後唐達　成、鮑昌、束沛德幾個人一起找我們談話，我對他們說，你們“卑鄙無恥”！後來香港的一家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停刊的前前後後》，上海《藝術報》轉載了，我在東　單的郵局買到一份。作協把這件事寫報告，上報到中直機關黨委，說我們把《中國》停刊的事情捅到國外去了，古鑑茲寫的簡報。中直機關黨委通報了此事，要處理。最後中直黨　委討論時只有兩個人不同意，一個是王兆國，一個是陳雲的秘書王玉清。

2008年7月，牛漢出版了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談到《中國》，他說：“《中國》對我來說，更有魅力，也是更能發揮我的長處的新刊物。”“丁玲生前對我說過，我老了　，等我死了，刊物更不好辦了。”“中國作協系統的刊物每個月有編輯月會。1986年下半年《中國》停刊前，我代表《中國》去參加。‘牛漢哪，你走錯門了。’唐達成對我說。　我說，‘我沒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知道，唐達成的意思是我不要走丁玲那個門。”

談到丁玲時，牛漢說：“她太深廣了”，“丁玲比較複雜，中國的大人物都如此。”“王蒙寫過丁玲，片面，他不完全瞭解丁玲。丁玲‘左’的話，為什麼同意讓一幫年輕人負責　編《中國》？”“丁玲沒有官架子，從來不板著面孔說話。”“我對丁玲很尊敬，把她當長輩，也感到很親近，沒有下級對上級的感覺。大家都叫她丁老太。”“1985年冬天，《　中國》開過一次編輯會，改成月刊。丁玲意識到了，她去世後，《中國》肯定要被停刊，或者改變領導。《中國》內部也很複雜。丁玲很謹慎，辦刊物，很認真。她知道難，但我　了卻了她的心願，沒有背叛她。”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6年10月16日，中國作協黨組做出《關於調整〈中國〉文學月刊社的決定》，內容有四條：“一、《中國》創刊一年多來，為繁榮文學事業做了一些工作，但根據當前文學工作　的發展和作協各個刊物的佈局需要，決定將《中國》劃歸作家出版社，保留其刊名，由月刊改為季刊，以發表長篇小說為主。二、該刊領導機構要相應地做出調整。編輯部人員根　據工作需要和本人意願做出妥善安排。三、有關《中國》文學社的資產、財物均統一交作協辦公室處理。四、希望《中國》編輯部同志繼續辦好今年的刊物，並共同做好其它善後　工作。”

牛漢說：“丁玲屍骨未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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