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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11月11日發起組織“反戰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西南支部”，又於1940年7月20日，在重慶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本部，併發布了反戰同盟宣言、綱領及協力中華民族自衛解放之抗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等基本方針，同年在鄂北和洛陽建立了反戰同盟支部。

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軍被俘人員森健（又名吉積清）、高山進等人在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的幫助下，建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

隨後，這一系統的分支組織也在敵後根據地蓬勃發展。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晉西北支部、山東支部、膠東支部、清河支部、魯南支部、濱海支部、蘇中支部、蘇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繼成立。

鑑於敵後日本人反戰團體的增加和反戰運動規模的不斷擴大，各反戰團體之間有必要實行組織統一，制定共同的方針政策。為此，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邊區大禮堂召開了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代表大會和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出席士兵代表大會的代表共53名。他們從日本士兵的立場出發，討論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會議透過了由士兵代表大會籌備委員長大山光義（下級軍官）起草的《日本士兵要求書》，共有228條要求。日本士兵代表大會是70年來日本軍隊中從未有過的事情，會議及其要求書在侵華日軍中引起了強烈震撼，其影響和意義非常重大。

反戰團體代表大會與士兵代表大會同日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反戰同盟”系統的代表和“覺醒聯盟”系統的代表，中國方面黨政軍代表和印度、荷蘭、朝鮮等國際友人也參加了大會。大會首先由森健報告籌備經過，然後選出主席團，朱德總司令和吳玉章分別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向大會致詞。大會決定將“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合併，統一組成“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選舉杉本一夫為會長，透過了綱領和章程以及聯合會的《工作方針書》，確定“反戰同盟”的中心任務是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

這兩個大會之後，敵後各根據地的反戰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與會代表返回各地，傳達貫徹延安會議的精神。各地反戰團體紛紛召開會議，改組機構，擴大組織。1942年2月11日，“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晉察冀分會”正式成立，成立大會透過了《鬥爭綱領》、《鬥爭規律》、《工作方針》和《分會建立草案》，選舉宮本哲治為分會書記。同年3月，晉冀魯豫根據地聯合召開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日本人反戰同盟大會，成立了“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晉冀魯豫分會”，7月18日，八路軍山東軍區所在地魯中舉行了“反戰同盟山東支部”及山東反戰士兵大會。此外，華中各地的“反戰同盟”支部也進行了改組，併成立了統一協調華中各反戰團體工作的“華中地區協議會”。

由於敵後日本人反戰團體的廣泛建立及其反戰活動日益擴大，1943年6月1日，八路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敵軍工作的指示》，提出：凡有日本人幹部並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地區，今後的日軍工作應透過日本人反戰團體和日本幹部去進行。各級政治機構的敵工部門集中力量進行偽軍工作，對日軍工作只作方針上的領導和協助解決實際困難。這個指示的發出，表明敵後日本人的反戰運動已經成熟。

這些遍及敵後戰場的日本人反戰組織的成員，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政府和軍部欺騙，被驅使侵略中國的下級官兵，他們經過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軍民的感化、教育後，思想覺悟大大提高，自動申請加入反戰組織。敵後各根據地黨政軍民在他們被俘後，主動在思想上給以教育，工作上給以幫助，生活上給以照顧。為了避免他們在國內的親屬遭受迫害，有關部門勸說他們改用化名。各地還分別制定了有關優待日軍被俘官兵及日本人的政策措施。

1942年1月20日，八路軍總部及野戰政治部發出《關於正確對待逃到我軍防地避戰之日本官兵的命令》，規定：凡逃入我軍防地的日本官兵、軍屬及僑民，以國際友人看待；其中的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應格外優待禮遇。1942年11月29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公佈《優待日本逃戰避戰軍民規程》，規定：逃戰避戰的日本人均享受國際友人待遇，尊重其民族、語言、風俗習慣，負責其人身、財產安全，予以生活保證。願參加抗日工作者，與我抗日工作人員同等待遇，老弱病殘失去工作能力者，政府予以救濟。為了保護日軍俘虜的安全，根據地軍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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