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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宣傳工作。特別強調要加強對“三民主義”的宣傳。要求攝影、電影、廣播、新聞等宣傳輿論工具都必須“使三民主義在民生日用方面，綿存於群眾生命之中”。特別要求加強對青年思想的領導，務使青年“篤信主義”。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還認為，黨的外圍組織發展不夠，因此要求在群眾團體中活動的黨員，應努力負責，熱情服務，做“革命精神”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糾正“不利國家民族之盲動企圖”。這幾次中央全會對國民黨與政府的關係也作了相應的規定，企圖透過政府的名義使國民黨的排除異己的措施合法化。

國民黨在日軍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以後，企圖利用戰局穩定的時機在政治上進行整頓，使國民黨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於它們採取的每一項整頓措施，都緊緊地圍繞著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民主運動進行，因而不僅沒有收到預期效果，相反越整頓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與願違的道路。

國民黨在黨內進行自身整頓的同時，對黨外也採取的一系列壓制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措施，其矛頭首先指向中國共產黨。1941年1月下旬，國民黨以皖南事變的逆流推波助瀾，壓迫中國共產黨撤銷八路軍駐廣西桂林和廣東韶關辦事處，接著在鄂西地區拘捕了100多名中共黨員和抗日民主人士。在此期間，駐福建的國民黨軍突然襲擊中共閩西特委和龍巖、永定兩縣的中共縣委機關，逮捕中共幹部700多人，其中200餘人被殺害，製造了駭人聽聞的“閩西事件”。2月，國民政府以“破壞抗日”的罪名，封閉了抗日愛國人士鄒韜奮在成都、昆明、貴陽開辦的宣傳抗日的“生活書店”，還逮捕了“生活書店貴陽分店”的全部員工。3月，國民黨在五屆八中全會透過的宣言中，影射中國共產黨“違背國民革命最高原則三民主義”，“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與損害國家絕對性的言論”，“破壞軍政軍令及行政系統的統一”，有“利用抗戰形勢達成國家民族利益之外的企圖”等等。把“新四軍不遵軍令，善自行動，攻擊友軍，破壞團結”等誣陷性的語言公然寫進“軍事報告”的決議中。決議還威脅說：“惟際此長期抗戰之時，或難免仍有少數部隊不明大義，蹈此覆轍。”同年11月，國民黨在其召開的五屆九中全會上，大事宣揚“自中央解散新四軍以後，紀綱一振”，暗示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今後倘敢再違法亂紀，走私牟利者，應執法嚴繩，毋稍瞻顧”。

1942年3月，國民政府公佈《國家總動員法》，對言論、出版、集會以及著作、通訊等嚴加限制。5月，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發出指示，要求各地方黨部在每一地區各組織一個或二個外圍團體專志打擊某黨活動。11月27日，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透過了《特種研究委員會報告本黨今後對共產黨政策研究結果案》，該案稱：“總裁經審慎考慮而發表之指示，大會應敬謹接受，擬在宣言中將此種意見明白宣示。惟為防止基層黨政機關及人民誤解起見，應由國民政府發表文告，在我國之境內，無論其為何人及其何種名義，凡有私自組織軍隊，企圖割據地方，違反國家紀綱，擾亂社會秩序等情事，皆為國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制裁。”＇《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頁。＇

由於國民黨在皖南事變後把反共作為其政治重心，使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組織遭到了很大的破壞。據統計，鄂西特委1940年有黨員1900餘人，到1941年下降到1300餘人。川康特委1940年有黨員3000餘人，到1941年下降到1400餘人。國統區其他地方的共產黨員也有不同程度的減少。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轉入反攻，戰爭形勢對同盟國越來越有利，這種形勢也使中國抗日戰爭出現了勝利的曙光。在此形勢下，蔣介石和國民黨一方面希望在盟軍的合作下儘早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另一方面又不想與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享勝利果實。因此，在戰爭出現轉機的關鍵時刻，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極力強調在中國必須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指責中國共產黨“製造內戰，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在蔣介石的宣傳煽動下，從1943年3月起，國民黨在全國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的反共頑固派不僅加緊對中國共產黨的壓迫，而且對一些不同意國民黨某些政策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也橫加迫害。國民黨當局的所作所為，激起了堅持抗日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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