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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編　渡過難關（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艱苦抗戰

第二節　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反“掃蕩”反“治安強化運動”反“蠶食”的鬥爭

一、日軍華北方面軍推行“肅正建設三年計劃”和“治安強化運動”

百團大戰後，日軍華北方面軍總結經驗教訓，在1941、1942年大大強化和擴充了“治安”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開始推行“肅正建設三年計劃”和“治安強化運動”。

日軍認為，幾年來對八路軍作戰不力，乃至在百團大戰中遭到沉重打擊，重要原因是對共產黨、八路軍的真實情況難以掌握，認識不足。因此，百團大戰後日軍加強了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情報偵察、蒐集、綜合分析工作。華北方面軍參謀部第2科（主管情報）新設了專職主管對共情報的參謀，中央滅共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副參謀長分任委員長、副委員長）調查部（通稱黃城事務所）於1941年6月15日創辦月刊《剿共指南》。

日軍透過對共產黨、八路軍的調查，認識到：“他們是黨、政、軍、民結成一體的組織，具有明確的使命觀。他們為了實現革命，力圖透過爭取民眾，組織民眾，以擴大加強其勢力。他們巧妙地把思想、軍事、政治、經濟的各項措施統一，且將其努力分配於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上，從而使我方單靠軍事力量無法進行鎮壓，也必須統一貫徹多元、綜合措施”。＇〔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1），朝雲新聞社，1984年版，第529頁。＇

日軍認為自己的長處在於軍事力量強，而這恰是共產黨、八路軍的短處，要趁中共軍事力量尚未充分發展起來之時，進行軍事“掃蕩”，同時結合政治、經濟等各項措施，以達到清除共產黨、八路軍，穩固控制華北佔領區的目的。

根據華北的具體情況，日軍華北方面軍將華北劃分為“治安地區”（即日偽佔區）、“準治安地區”（即抗日遊擊區），“未治安地區”（即抗日根據地），制定了劃分三種地區的標準。日軍透過半年多時間調查，認為到1941年7月為止，主要城市、交通幹線、重要資源地區周圍，約佔華北全面積10％的地區，可以看作“治安地區”；以八路軍的中心抗日根據地為基礎的“未治安區”，約佔華北全面積的30％；剩餘60％的雙方勢力交錯地帶為“準治安地區”。

在上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41年夏，日軍華北方面軍制定了“關於肅正建設的三年計劃”，計劃逐漸把鞏固“治安地區”的任務移交給偽政權及偽軍警，日軍則將其勢力範圍逐漸向抗日遊擊區和抗日中心根據地推進，擴大治安圈及準治安地區。三年的總目標是，由1941年7月治安地區佔10％、準治安地區佔60％、未治安地區佔30％，到第3年度（1943年度），治安地區提高到70％，準治安地區降低到20％，未治安地區降低到10％，爭取使華北的“治安”達到偽滿洲國的“治安”狀況。這一目標是以不減少華北日軍己有兵力為條件的。

日軍對三種不同的地區採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區”，從上到下，直至縣、鄉、村均加強偽政權的統治，由偽軍警承擔“治安”工作，使日軍儘可能早日退出，向“準治安地區”推進。在“準治安地區”，部署固定的日軍主力部隊，扶持偽縣備隊及保鄉團，以圖控制縣政，不斷搜尋抗日力量，加以“掃蕩”，扼制其活動，削弱其勢力，使這種地區向“治安地區”過渡。

對“未治安地區”，不斷地、反覆地進行“掃蕩”、“討伐”作戰，實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據地難以堅持，隨後，日軍進駐、分散部署，設定偽行政機關，使之向“準治安地區”轉變。為保障其“治安地區”及重要交通線的安全，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日軍役使民眾在“治安地區”與“準治安地區”的交界處以及重要交通線的兩側，大量修築隔離壕溝、碉堡據點，如在平漢鐵路兩側各10公里的地帶就修築了長達500公里的隔離壕溝。

為“統一貫徹多元、綜合措施”，發揮綜合力量，實行“總力戰”，日軍策劃了“治安強化運動”。“治安強化運動”的詳盡計劃由日軍制定，再交由偽政權，在日軍武力保障下推行。1941、1942年，日偽在華北進行了5次“治安強化運動”。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於成立一週年紀念日，1941年3月30日開始，到4月3日，進行總動員，開展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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